峰会最后一天，安排了一场开放性的专题讨论，主题更为宏大：“全球公共卫生的未来——挑战与创新”。
与会者级别更高，讨论也更趋激烈。
林杰作为前几天表现突出的代表，再次被邀请参与讨论。
讨论过半，话题不可避免地聚焦到不同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比较和未来路线上。
几位欧美专家在肯定中国在疫情初期控制成效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数据开放”、“社会自由度”、“多元主体参与”等西方价值观下的体系要素，言语间带着某种优越感。
轮到林杰发言时，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再次以江东实践为例：“体系的优劣，最终要看它能否在最关键的时刻，最有效地保护最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这需要执行力，需要效率，也需要将有限的资源精准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自然会孕育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和体系形态。重要的是实效。”
他讲得客观平和，但核心观点明确：不看广告看疗效。
这时，那位《环球洞察》的记者再次获得了提问机会，他似乎有备而来，问题更加咄咄逼人。
“林博士，我注意到您反复强调‘实效’。但‘实效’如果建立在被认为不够透明的数据和不被广泛认同的治理模式上，其可信度和普适性如何体现？更重要的是，您和您的同行们似乎总是在为现有的模式辩护，却很少见到你们对全球公卫体系贡献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中国方案’或‘中国智慧’。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所谓的‘实效’，只是一种封闭体系内的自我循环，无法为人类共同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新的、可借鉴的路径？换句话说，除了证明你们自己能‘搞定’内部问题，中国还能为世界贡献什么？”
这个问题比前一天更加尖锐和深入，不仅重复质疑数据和政治体系，更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对全球公卫的“贡献不足”，试图将中国定位为一个“索取者”而非“贡献者”，甚至暗指中国的模式是封闭和自私的。
会场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看向林杰。
这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攻击色彩。
林杰缓缓站起身，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目光平静地看了一眼全场，最后对着那位记者说：
“这位记者先生，您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只有符合某种特定标准的模式和话语，才被视为‘贡献’，才具有‘普适性’。”
他稍微停顿，让翻译准确传达，也让在场的人消化他话语中的锋芒。
“首先，关于数据和模式。我们始终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将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高到如今的78岁以上，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基本消除了疟疾、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的地方性流行，在全球抗疫中率先控制住疫情、恢复经济……这一系列‘实效’，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也是对世界公共卫生最大的贡献之一！如果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因为不符合某些人预设的‘标准’而被视而不见，那么我想问，我们究竟应该相信鲜活的生命和确凿的数据，还是相信某些固化的偏见和话语套路？”
他的语气逐渐加重。
“其次，关于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林杰话锋一转，“我们从未声称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方案。我们更愿意分享的，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这其中包括：如何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实现有效的基层动员和组织？如何将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真正落到实处？如何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构建一个能够快速响应、覆盖广泛的公共卫生防护网？这些经验，或许具体做法无法完全照搬，但其背后的理念——比如政府主导、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群防群控、公平可及——难道不正是当今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所急需思考和借鉴的吗？”
他列举的每一点，都紧扣中国公共卫生的核心原则，掷地有声。
“最后，”林杰的目光锐利地看向那位记者，语气达到了最高点，带着一种凛然的气势，“我想反问一句阁下，以及所有持有类似疑问的朋友：在您不断质疑中国贡献的同时，您本人，或者您所代表的机构和国家，除了提出质疑和设置所谓的标准之外，又为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贡献了多少切实可行的、超越了空谈和指责的方案与智慧呢？当某些国家在全球抗疫中大搞疫苗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在向超过1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当某些舆论还在纠缠于意识形态划线时，中国的医疗队、中国的物资、中国的技术，正在非洲、东南亚、拉美的土地上，为保护当地人民的健康实实在在地工作着！”
他深吸一口气，斩钉截铁地说道：“贡献，不在于说得多么动听，而在于做得多么实在！中国的大门始终敞开，我们愿意与世界上一切真诚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力量交流合作，共享经验。但我们拒绝任何居高临下的指责和充满偏见的质疑！因为，保护人民健康，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本就是我们不懈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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