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第一个窗口:“广州市长先来。”
广州市长刘涛,五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儒雅干练。他清了清嗓子:“林书记,广州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近年来我市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大量涌入,教育设施配套确实存在滞后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到2025年......”
“刘市长,”林杰打断他,“我问的是过去十年,你们市规委会批准了多少宗教育用地调整?涉及多少面积?少建了多少幼儿园?”
刘涛顿了一下,翻开材料:“根据我们初步统计,2010年至2020年,我市规委会共批准教育用地调整五十七宗,涉及面积两千三百亩。按标准可建幼儿园一百九十五所,实际建成四十二所,少建一百五十三所。”
“为什么批准调整?”
“主要是两个原因。”刘涛说,“一是部分片区规划调整后功能定位变化,比如原来规划为居住区,后来调整为中央商务区,教育需求测算发生变化;二是开发商提出调整申请,并承诺缴纳教育设施配套费,用于在其他区域补建幼儿园。”
“配套费收了多少?用在哪儿了?”
刘涛看向旁边的教育局局长。教育局局长赶紧接话:“累计收取配套费约十二亿元,专项用于全市幼儿园建设。目前已经使用八亿三千万,建成幼儿园三十八所。”
“十二亿,按市场价够建多少所幼儿园?”林杰问。
教育局局长算了算:“按现在的建安成本,一所十二班幼儿园大概八百万。十二亿可以建一百五十所。”
“可你们只建了三十八所。”林杰盯着他,“剩下的钱呢?躺在账上睡觉?”
“这个......”教育局局长额头冒汗,“有些项目还在前期工作,有些用地还没落实,所以钱还没用完。”
“十年了,用地还没落实?”林杰转向刘涛,“刘市长,你觉得这个解释说得通吗?”
刘涛沉默了。
“好,下一个。”林杰看向第二个窗口,“成都。”
成都市市长张明远看起来比刘涛年轻些,说话也更直接:“林书记,成都不藏着掖着。过去十年,我们批了一百零三宗教育用地调整,涉及面积四千八百亩,少建幼儿园四百所。原因就一个,土地财政。”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抬起头。
“说得具体点。”林杰示意他继续。
“一亩教育用地,出让价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调整为商业用地,出让价可以到五百万以上,住宅用地更高。”张明远说,“同样一块地,不改,政府收一百万;改了,能收五百万甚至更多。在财政压力下,规委会很难不点头。”
“财政压力有多大?”
“去年,成都市土地出让收入占全市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张明远说得很坦然,“房地产相关税收又占百分之十八。加起来,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靠房地产。如果严格限制土地用途调整,土地卖不出价,公务员的工资都可能发不出来。”
他说的是实情,但也是所有城市都面临的困境。
林杰点点头:“那你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两条腿走路。”张明远显然有准备,“一是开源,培育新的税源,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二是节流,压缩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但这都需要时间。短期内要保证幼儿园建设,只有一个办法,中央财政给补贴。”
“中央可以给补贴。”林杰说,“但前提是,地方政府必须先把欠账补上。过去少建的四百所幼儿园,什么时候能建起来?”
张明远沉默了几秒:“五年。”
“太长了。”林杰摇头,“三年。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三年内,四百所幼儿园必须全部建成。做不到,你这个市长就别当了。”
视频窗口里,张明远的脸色变了变,但还是点头:“好,三年。”
“我要你立军令状。”林杰说,“会议结束后,把你的承诺形成书面文件,签字盖章报上来。三年后,我来验收。”
接下来是武汉、西安、哈尔滨。
每个城市的问题都大同小异,但又有各自的特点。
武汉的问题是开发商跑路遗留项目多,西安的问题是老城区改造难,哈尔滨的问题是财政困难,连教师工资都拖欠。
轮到最后一个,保定市市长王立军。
王立军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
他开口时声音有些沙哑:“林书记,保定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是三线城市,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更是捉襟见肘。世纪花园那个项目,开发商跑路后留下了一堆烂摊子,不是我们不想解决,是实在没钱......”
“世纪花园的幼儿园,业主愿意集资五十万。”林杰打断他,“政府只需要出一百五十万,就能解决一百多个孩子的入园问题。这笔钱,保定拿不出来?”
“一百五十万说起来不多,但保定像这样的遗留问题项目有二十多个,加起来就是三四千万。”王立军苦笑,“我们去年全市财政收入才两百亿,支出两百三十亿,缺口三十亿。连公务员的绩效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去补这些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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