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第一个窗口：“广州市长先来。”
广州市长刘涛，五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儒雅干练。他清了清嗓子：“林书记，广州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近年来我市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大量涌入，教育设施配套确实存在滞后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到2025年......”
“刘市长，”林杰打断他，“我问的是过去十年，你们市规委会批准了多少宗教育用地调整？涉及多少面积？少建了多少幼儿园？”
刘涛顿了一下，翻开材料：“根据我们初步统计，2010年至2020年，我市规委会共批准教育用地调整五十七宗，涉及面积两千三百亩。按标准可建幼儿园一百九十五所，实际建成四十二所，少建一百五十三所。”
“为什么批准调整？”
“主要是两个原因。”刘涛说，“一是部分片区规划调整后功能定位变化，比如原来规划为居住区，后来调整为中央商务区，教育需求测算发生变化；二是开发商提出调整申请，并承诺缴纳教育设施配套费，用于在其他区域补建幼儿园。”
“配套费收了多少？用在哪儿了？”
刘涛看向旁边的教育局局长。教育局局长赶紧接话：“累计收取配套费约十二亿元，专项用于全市幼儿园建设。目前已经使用八亿三千万，建成幼儿园三十八所。”
“十二亿，按市场价够建多少所幼儿园？”林杰问。
教育局局长算了算：“按现在的建安成本，一所十二班幼儿园大概八百万。十二亿可以建一百五十所。”
“可你们只建了三十八所。”林杰盯着他，“剩下的钱呢？躺在账上睡觉？”
“这个......”教育局局长额头冒汗，“有些项目还在前期工作，有些用地还没落实，所以钱还没用完。”
“十年了，用地还没落实？”林杰转向刘涛，“刘市长，你觉得这个解释说得通吗？”
刘涛沉默了。
“好，下一个。”林杰看向第二个窗口，“成都。”
成都市市长张明远看起来比刘涛年轻些，说话也更直接：“林书记，成都不藏着掖着。过去十年，我们批了一百零三宗教育用地调整，涉及面积四千八百亩，少建幼儿园四百所。原因就一个，土地财政。”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抬起头。
“说得具体点。”林杰示意他继续。
“一亩教育用地，出让价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调整为商业用地，出让价可以到五百万以上，住宅用地更高。”张明远说，“同样一块地，不改，政府收一百万；改了，能收五百万甚至更多。在财政压力下，规委会很难不点头。”
“财政压力有多大？”
“去年，成都市土地出让收入占全市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张明远说得很坦然，“房地产相关税收又占百分之十八。加起来，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靠房地产。如果严格限制土地用途调整，土地卖不出价，公务员的工资都可能发不出来。”
他说的是实情，但也是所有城市都面临的困境。
林杰点点头：“那你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两条腿走路。”张明远显然有准备，“一是开源，培育新的税源，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二是节流，压缩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但这都需要时间。短期内要保证幼儿园建设，只有一个办法，中央财政给补贴。”
“中央可以给补贴。”林杰说，“但前提是，地方政府必须先把欠账补上。过去少建的四百所幼儿园，什么时候能建起来？”
张明远沉默了几秒：“五年。”
“太长了。”林杰摇头，“三年。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三年内，四百所幼儿园必须全部建成。做不到，你这个市长就别当了。”
视频窗口里，张明远的脸色变了变，但还是点头：“好，三年。”
“我要你立军令状。”林杰说，“会议结束后，把你的承诺形成书面文件，签字盖章报上来。三年后，我来验收。”
接下来是武汉、西安、哈尔滨。
每个城市的问题都大同小异，但又有各自的特点。
武汉的问题是开发商跑路遗留项目多，西安的问题是老城区改造难，哈尔滨的问题是财政困难，连教师工资都拖欠。
轮到最后一个，保定市市长王立军。
王立军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
他开口时声音有些沙哑：“林书记，保定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是三线城市，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更是捉襟见肘。世纪花园那个项目，开发商跑路后留下了一堆烂摊子，不是我们不想解决，是实在没钱......”
“世纪花园的幼儿园，业主愿意集资五十万。”林杰打断他，“政府只需要出一百五十万，就能解决一百多个孩子的入园问题。这笔钱，保定拿不出来？”
“一百五十万说起来不多，但保定像这样的遗留问题项目有二十多个，加起来就是三四千万。”王立军苦笑，“我们去年全市财政收入才两百亿，支出两百三十亿，缺口三十亿。连公务员的绩效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去补这些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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