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的县城，第一场寒流来得猝不及防。国信地产办公室的玻璃窗上凝着一层薄霜，窗外的银杏树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像一道道没画完的横线。赵山河坐在办公桌后，指尖捏着一张泛黄的测算表，表格上“城北地块”四个字被红笔圈了三道，旁边密密麻麻写着成本明细——土地款1200万，拆迁补偿800万，建安成本1500万，算下来总投资3500万，而县政府承诺的“补贴”只有300万，按周边商品房均价测算，就算卖完所有房源，也得亏500万。
桌角的蓝色文件夹敞着口，露出里面的内容：最上面是幸福里业主送的锦旗照片，“国企担当”四个字的金边在冷光下泛着温软的光；往下翻，是跟投制的备案回执、安居苑的风险提示单，还有之前整理的“鼎盛违规记录”，每一页都用回形针别着，边缘齐整，没有一丝褶皱。这文件夹跟着赵山河三年，从他刚调任国信副总时，装着违规案例剪报，到现在塞满了项目记录、口碑凭证，像国信的“家谱”，每一页都写着“稳”字。
“赵总，县长办公室来电话，让您现在过去一趟。”行政小张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带着点小心翼翼——她刚在走廊里碰到县府办的人，脸色不太好，估计是为了城北地块的事。
赵山河把测算表折好，放进蓝色文件夹，夹在“安居苑跟投名单”和“鼎盛违规记录”之间，像给两个极端案例加了份“理性样本”。他拿起外套，拉链拉到领口，抵御窗外的寒气：“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县府办公室的暖气很足，进门就闻到一股淡淡的茶香。县长坐在红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个紫砂杯，杯底的茶叶沉在下面，没怎么动。“赵山河同志，坐。”县长的声音很沉，指了指对面的沙发，“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聊聊城北地块的事——这块地是今年的重点民生项目，县政府计划建个市民广场，配套建几栋安置房，你也知道，县里财政紧张，想让国信接下这个项目，后续给你们补点政策，比如税收优惠、配套地块优先选择权。”
赵山河坐下，没急着说话，从公文包里掏出蓝色文件夹，打开，把城北地块的测算表放在茶几上：“县长，这是我们国信财务科和工程部联合做的测算，您看——土地款1200万，拆迁补偿800万，建安成本1500万，总投资3500万。周边商品房均价4500元/平，就算安置房按成本价卖，商品房全售罄，扣除各项税费，最终还是要亏500万左右。”
县长拿起测算表，手指在“亏损500万”那行划了划，眉头皱起来：“赵总，国信是国企，要支持地方发展嘛。这点亏损，后续县政府给点补贴，再给你们批块好地，不就补回来了？”
“县长，补贴只有300万，还差200万。”赵山河指着测算表上的“补贴”栏，笔尖顿了顿，“而且国信的钱是国家的，是纳税人的钱，不能用来‘填坑’。我们做项目，要么盈利，要么保本，要是明知会亏还接，就是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也对不起国信的员工——您知道，我们搞了跟投制，员工的钱也在项目里，不能让他们跟着担风险。”
县长放下测算表，端起紫砂杯喝了口茶，没说话。办公室里静下来，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响着，秒针走得格外慢。赵山河看着茶几上的蓝色文件夹，封面的锦旗照片露在外面，“国企担当”四个字像在提醒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目服从，是守住底线，把每一分钱花在实处。
“赵总，你这是不给县政府面子啊。”县长的声音冷了点，“别的开发商不敢接，就国信有这个实力，你要是不接，这项目就黄了，市民广场建不起来，安置房也没法落实，老百姓要骂娘的。”
“县长，不是我不给面子，是国信有国信的规矩。”赵山河把蓝色文件夹往县长面前推了推，露出里面的“违规案例剪报”，“您看，这是前几年其他国企违规拿地、盲目投资，最后亏损上亿，负责人被问责的案例。我不能让国信走他们的老路。要是真想做民生项目，我们可以做代建——只收代建费，不承担投资风险，这样既帮县政府推进项目，又能保证国有资产不亏损，您觉得怎么样？”
县长盯着蓝色文件夹里的案例剪报，沉默了半晌，终于叹了口气：“行吧，我知道你的脾气，认死理，不贪，但也不冒进。代建的事，我让县府办跟你对接，城北地块……就先放放，看看有没有其他开发商愿意接。”
从县府出来，寒流更烈了，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赵山河把蓝色文件夹抱在怀里，贴在胸口，抵御寒气。文件夹里的测算表、案例剪报、锦旗照片，硌在胸口，却让他心里踏实——他没辜负这份“国企担当”，没让国信走歪路。
回到国信，周磊正在办公室等他，手里拿着份“城北地块代建方案”的草稿——他知道赵总去见县长，肯定会提代建，提前做了准备。“赵总，县长那边……同意代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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