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果
逆熵奇点点燃后第二十一年。
“灯塔”站，底层研究区。
这里的走廊比主站更窄、更暗、更安静。灯光是淡蓝色的，波长经过精确计算，不会干扰量子传感器的读数。墙壁内嵌着多层屏蔽材料——铅、聚乙烯、以及一种从“原点”周围提取的稀有超导体——将外部电磁干扰降低到接近真空涨落的水平。空气经过电离处理，去除了所有可能影响精密实验的微粒和静电荷。
这是“灯塔”站最受限制的区域。只有通过三级安全认证的人员才能进入，每一个入口都有生物识别、量子态扫描和意识特征码三重验证。每一次进入都被记录在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中，任何未经授权的尝试都会触发全站警报。
这里是研究“写入”的地方。
“写入”——修改“源代码”——是“灯塔”站最敏感的研究方向。在过去两年中，扎拉·科瓦奇的团队一直在开发写入技术，但进展缓慢。不是技术难题——量子纠缠场的精确控制已经实现——而是安全顾虑。每一次写入实验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个小错误可能导致局部现实的崩溃，就像陈天宇在第二章中几乎摧毁整个“灯塔”站那样，但写入实验的潜在破坏规模可能更大。
因此，伦理委员会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章程：
· 任何写入实验必须在隔离实验室中进行——一个被多层现实隔离场包围的区域，与主宇宙物理隔绝。隔离场内部发生的一切，不会影响外部宇宙。
· 写入实验的对象必须是无意识物质——不能是生命体，不能是意识体，甚至不能包含可能发展出意识的信息结构。
· 写入实验必须经过至少三层审批：项目负责人（扎拉·科瓦奇）、伦理委员会、“灯塔”站站长（桑德拉·陈）。
· 写入实验的代码必须经过多重验证，并在模拟环境中测试至少一万次，确认无异常后才能在实际隔离实验室中执行。
这些规则确保了写入研究的“安全”——至少是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但规则也让研究变得极其缓慢。一次简单的写入——比如将一个氢原子的位置移动一纳米——需要数周的准备和审批。
对于大多数研究员来说，这种缓慢是可接受的。科学需要耐心，他们理解。
但对于王明远来说，耐心是一种折磨。
二、天才与焦躁
王明远今年只有四十一岁——在“灯塔”站的科学家平均年龄两百万岁的背景下，他是一个真正的婴儿。但他的履历令人眩目：十二岁完成高等教育，十五岁获得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二十岁加入“灯塔”站，二十五岁成为最年轻的“源代码”研究员。他的智商测试分数在联盟数据库中排名前百分之零点零零一，他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一万次，他被誉为“南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但他也是“灯塔”站最让人头疼的人物。
他的问题不是能力，而是性格。他傲慢、急躁、不善于合作。他认为审批流程是“官僚主义的废话”，认为伦理委员会是“胆小者的避风港”，认为扎拉·科瓦奇“过于谨慎”——“她差点在深层接入中死掉，所以现在怕得要死。”他在私人日志中写道。
王明远想做大事。他不想移动一个氢原子。他想创造一颗恒星——从无到有，在隔离实验室中，通过“源代码”写入，直接生成一个微型恒星。不是核聚变，不是引力坍缩，而是纯粹的代码生成。
他认为这是可行的。“源代码”中包含了恒星的“模板”——一个信息模式，当被正确调用时，会自动在物质世界中投影出一颗恒星。这个模板在恒星形成的过程中被“作者”反复使用，是经过验证的、稳定的、可靠的代码段。如果能够复制这个模板，并在隔离实验室中执行，就可以“创造”一颗恒星。
“这不是神的行为，”他在一次被驳回的提案中写道，“这是工程。‘作者’用这种代码创造了恒星，我们也可以。就像学会了砌砖，你就可以盖房子。不需要神启，只需要技术。”
扎拉·科瓦奇驳回了他的提案。原因有三：
第一，恒星的“模板”极其复杂，包含数万亿亿亿个信息单元。在模拟环境中测试一万次需要数百年——不可能完成。
第二，隔离实验室的容量有限，最多只能容纳一颗直径一公里的小行星。一颗真正的恒星——即使是微型恒星——也无法被隔离场完全封闭。如果隔离场失效，外部宇宙可能会受到污染。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伦理委员会明确规定：写入实验的对象必须是无意识物质。一颗恒星不是无意识物质——恒星虽然没有神经系统，但它具有复杂的等离子体动力学，其内部的信息结构可能达到接近简单意识的复杂程度。创造一颗恒星，可能意味着创造一种“生命”——尽管不是碳基生命。这是一个伦理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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