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离半岛最近的大型枢纽机场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们按照目的地大学被分流。前往“樊城大学”（简称樊大）的学员约有三十余人，在机场到达厅被举着醒目接机牌的樊大工作人员集合。
纪伯长——此刻他必须彻底习惯这个新名字和新身份——提着那个看似普通、实则内藏特殊夹层的黑色公文箱，站在队伍中后位置，目光平静地扫视着接机环境。他穿着合体的藏青色夹克和休闲裤，鼻梁上那副平光黑框眼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书卷气，也巧妙地柔和了他眼神中偶尔掠过的锐利。
樊大派来的接机老师是位四十多岁、笑容可掬的男老师，自称姓王，用略带口音但流利的英语欢迎大家。几位学生志愿者帮忙维持秩序、清点人数。流程常规，并无特殊。
直到王老师念到“刚国，纪伯长”时，情况有了微妙变化。旁边一位一直安静站着的年轻女老师快步上前，她约莫二十五六岁，穿着得体的米色套装，妆容精致，笑容热情但尺度拿捏得当。“纪伯长同学你好，欢迎来到中国！我叫苏婷，是学校国际交流处负责对接你们这届管理干部班的老师。这位是林晓婉，这位是赵晓菲，”她侧身介绍身后两位明显是学生模样、同样青春靓丽的女生，“她们是学校为你安排的学伴，未来一段时间会在学习、生活上为你提供帮助，帮你尽快适应。”
三位女性，风格各异。苏婷干练而不失亲切，是成熟的职场女性；林晓婉气质文静，戴着一副细边眼镜，抱着一个文件夹，显得细心周到；赵晓菲则更活泼一些，眼睛很大，未语先笑，充满朝气。她们的出现，尤其是这种“三对一”的学伴配置，在同期其他学员中引起了一阵极低的骚动和羡慕的目光。其他学员多是一对一的学伴，甚至几人共享一位志愿者。
纪伯长心中了然。这既是东方高校对外国“管理干部学员”（潜在的重要人脉）的常见礼遇，也未尝没有更深层次的、温和的“观察”与“影响”意味。对于普通学员，这可能受宠若惊，但对于季博达——一个重生者，深谙东方人情世故与政治微妙的他——这不过是预料之中的小局面。
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或局促，脸上迅速切换成一种恰如其分的、带着些许长途飞行疲惫但又真诚感激的笑容。他上前一步，没有先握手，而是用一口字正腔圆、甚至带着点亲切东北腔的普通话说道：
“哎呀妈呀，这可太热情了！王老师、苏老师，辛苦你们来接！还有这二位妹妹，”他转向林晓婉和赵晓菲，笑容扩大，“你们可真漂亮啊！咱们东大……呃，我是说，贵国的姑娘都这么漂亮又热情的么？我这刚下飞机，可有点看花眼了。”
这一口突如其来的、地道无比的东北话，瞬间击穿了初次见面的陌生与公式化氛围。王老师和苏婷明显愣住了，他们接待过无数外国学员，英语流利的常见，但能把东大口语，尤其是方言说得这么溜、这么“接地气”的，凤毛麟角。林晓婉惊讶地微张着嘴，赵晓菲则直接“噗嗤”笑出了声，觉得这位非洲来的“领导”可真有意思。
“纪……纪同学，你这东大口语说得也太好了！”王老师惊喜道，“在哪儿学的？还带东北味儿！”
“嗨，以前工作的时候，跟咱东大那边的工程队合作过几年，处得跟哥们儿似的，就学了个皮毛，让老师们见笑了。”纪伯长摆摆手，语气自然随意，把自己口语好的原因归咎于过去的“工作经历”，合情合理。他巧妙地用了“咱”，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苏婷很快从惊讶中恢复，笑容更真诚了些：“纪同学太谦虚了。这下可好，沟通完全没问题了！走吧，咱们学校的大巴车就在外面，直接送大家去学校。你的行李……”
“就这个箱子，轻装上阵。”纪伯长拍了拍公文箱，又指了一下旁边一个中等尺寸的托运箱（里面是常规衣物和书籍）。林晓婉和赵晓菲立刻主动上前，赵晓菲抢着拉起了托运箱，林晓婉则想帮纪伯长拿公文箱。
“可别，这个我自己来就行，不沉，但里边有些工作笔记，怕乱。”纪伯长温和但坚决地拦住了林晓婉的手，自己拎起了公文箱。这个细微的动作，既显得有礼貌，也确保了他最重要的随身物品（内有加密通讯设备、特殊证件、小额不同货币现金等）不离手。
前往樊大的大巴车宽敞舒适。学员们大多兴奋地贴着车窗，观看沿途飞速后退的城市景观、跨海大桥的雄姿，以及远处若隐若现的蔚蓝海面。半岛的风光逐渐展露其独特魅力。
纪伯长在苏婷的引导下，和三位学伴坐在了大巴车中部偏后的位置。他刻意选择了靠过道的位置，让三位女士靠窗，这样他既能方便交谈，又能用余光观察车内大部分学员的状态，同时靠近紧急出口——这是多年险恶环境养成的习惯。
车子启动，驶上高速。最初的寒暄过后，话题自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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