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水电站的配电室里，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电力调配表”：周一三五给医院供电，周二四六给水处理站供电，周日给学校供电。但“供电”的意思是：“如果有燃料。”因为发电机需要柴油，而柴油越来越贵、越来越少。
叛军开始向过往的卡车收取“过路费”——不是现金，而是燃料和食物。一桶柴油，几袋玉米粉，几箱瓶装水，够了就放行。
政府军最初的反应是迟钝的。驻守在太特市的政府军第三营只有不到八百名士兵，装备陈旧，士气低落。他们的上一次薪水是两个半月前发的——不止是“拖延”，而是只发了百分之六十，说“等预算下来再补”。
士兵们的妻子在军营门口搭起了帐篷，每天举着标语：“我们要工资！我们的孩子在饿肚子！”
所以当命令下达要北上“剿匪”时，第三营的指挥官私下说：“我不能肯定我的士兵会朝着叛军开枪，还是朝着我的后背开枪。”
第一个月，“太特解放阵线”控制了太特省约百分之三十的领土，并宣布成立“临时人民政府”。
叛乱像病毒一样，沿着赞比西河谷和马拉维湖两岸，向津巴布韦和马拉维蔓延。
津巴布韦的东部边境本就脆弱。穆塔雷市以南的奇平加地区，长期以来是走私者的天堂——毒品、燃油、稀有矿物、象牙，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只要你有钱，或者有枪。但和枪比起来，钱是软绵绵的东西，风一吹就没影。
太特叛乱爆发后，莫桑比克政府军将驻守边境的部分兵力调往太特地区平叛，导致边境管控形同虚设。津巴布韦的反政府势力趁机蠢蠢欲动。
津巴布韦确实有反政府势力。他们潜伏多年，因为惧怕总统姆南加古瓦的安全机构的镇压而从未公开活动。但现在，这些人觉得时机到了。他们有几种武器：一种叫“饥饿”，一种叫“绝望”，还有一种叫“隔壁有人在打仗”。
在奇平加镇外的一个废弃农场里，一群自称“津巴布韦自由运动”的人开始集结。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叫“杜贝”的中年男人，曾在津巴布韦军队担任过低级军官，后因“行为不端”被开除——所谓“行为不端”，是他拒绝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
杜贝站在农场空地上，面前只有不到五十个人，但他说：“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因为穆塔雷的商店里没有面粉了。因为哈拉雷的医院里没有药了。因为布拉瓦约的失业青年在街上排队领救济粮。饥饿是最好的征兵官。”
他的话很快应验了。
消息传到津巴布韦政府耳中时，总统府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的——至少起初如此。军方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前往奇平加地区，试图在星星之火还没燎原之前把它踩灭。
但随后他们发现：自己也在缺油。
军车从哈拉雷开到穆塔雷，三百公里的路程，油耗比平时多用了百分之二十，因为一半的油罐车陷在路况最差的路上，剩下的还得应付缺油的民用市场。到达穆塔雷时，车队指挥官看到油表指针快接近红线，下令士兵们徒步进山搜索叛军。
士兵们看着他们的指挥官，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不满，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冷漠的倦怠。他们曾经在内战和刚果战争中打过仗，在丛林中跋涉，在雨里睡觉，在疟疾中挣扎。但那时候他们年轻，觉得这一切会有一个光荣的结局。现在他们知道了：没有结局。
“长官，我们没有食物了。”一个士兵说。
“到了村子就有。”
“村子里的粮食也不够。”
指挥官沉默了。他的副官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士兵们说，如果到了明天还找不到叛军，他们就自己去找吃的。”
“找吃的？”
“对。意思是他们可能会去村民家里‘征用’。如果村民不给——”
指挥官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决定。他的士兵们也知道。
他也许今晚就会默许。
也许不会。
但他知道，一旦字从嘴边脱落，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马拉维湖是马拉维的明珠，是非洲第三大湖泊，湖面如海，一眼望不到边。湖水养育了数百万沿岸居民，提供鱼、水和肥沃的冲积土壤。
但现在，湖面上飘着的不只是渔船了。
马拉维南部与莫桑比克接壤的曼戈切地区，叛乱分子和匪徒开始越过边境，在马拉维的村庄里活动。他们不一定是“太特解放阵线”的成员，有些是趁着混乱捞一把的土匪，有些是走私贩子，有些只是饥饿到极点、决定拿起抢的农民。
曼戈切原本是一座宁静的湖边小镇。渔船在黎明前出海，帆影点点点缀在湖面上。妇女们在沙滩上晒鱼干——罗非鱼和卡彭塔鱼，小小的，晒得像银色的树叶。孩子们在湖里游泳，水花四溅，笑声像铃铛。
但当一个叫“佩佩”的匪帮头子在曼戈切登陆时，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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