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像浸了墨的棉絮，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湿润，一点点漫过茶室的竹椅和茶桌。檐角的铜铃偶尔被风拂动，叮当声轻得像怕惊扰了谁，却恰好把周遭的安静衬得更浓。李哥刚把老刘的故事在心里咂摸出点味道——那个总说自己“朋友遍天下”，却在债主上门时缩成一团的男人，此刻仿佛就坐在对面的空位上，脸上还挂着那副虚浮的笑。
“说来说去，还是人老实本分点好。”小王忽然往椅背上一靠，竹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他望着头顶的葡萄藤架，叶片在昏黄的灯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你看那些实在人，说话就算大声武气，直来直去，也没人说啥不是；反倒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今天怕人借点事找他麻烦，明天怕人揪着昨天的错处来搞他，活得提心吊胆的，图啥呢？”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茶水里，荡开一圈圈涟漪。老张正给茶盏续水，紫砂壶的壶嘴细长，琥珀色的茶汤不急不缓地注入白瓷盏，闻言停了手，壶底的余沥在桌面上洇出小小的湿痕，他笑道：“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老家村里有个老木匠，姓李，大伙儿都叫他老李头，就是个典型的老实人。他说话嗓门大，跟打雷似的，有时候急了还带两句粗话，可全村人没一个说他不好的。”
“为啥？”小李好奇地往前凑了凑，胳膊肘不小心撞到旁边的茶宠，那只紫砂小猪晃了晃，他赶紧扶住，“嗓门大还带粗话，换在城里，早被人说没素质了。写字楼里那些白领，说话都跟蚊子似的，生怕声音大了显得没教养。”
“因为他心实啊。”老张呷了口茶，茶的热气在他鼻尖凝成细小的水珠，他慢悠悠地说，眼神里带着对往事的温煦，像是透过眼前的茶雾，看到了二十年前的村子，“老李头做木匠活，从不偷工减料。那时候村里穷，谁家打套家具得攒大半年的钱，他知道这点，给谁家干活，木料用得足足的，榫卯打得严丝合缝，用手推过去，一点杂音都没有。他还总多做两个抽屉、加个隔板，说‘居家过日子，多些地方放东西好’。有人给他钱让他用差点的料，说‘反正外人也看不出来’，他眼睛一瞪，嗓门立马提起来，能把院里的鸡都惊得扑腾翅膀：‘我老李做的东西，得能传三代！用孬料？你这是打我脸呢！’”
“就这暴脾气，谁听了不乐？”老张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有次村东头的王婶让他打个衣柜，说好了工钱八十块。那时候八十块顶现在小一千了，王婶看着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工，中午啃个干馒头继续干，衣柜的雕花比图纸上还精致，结账时非要多塞二十，说‘你这活做得细，值这个价’。老李头把钱往回一推，手指头关节因为常年握刨子，磨得又粗又硬，推钱的时候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嗓门又上来了：‘说八十就八十！多一分我都不要，不然下次不给你干活了！’王婶拗不过他，最后拎了袋自家种的花生给他，炒得喷香，他这才乐呵呵收下，回去给孙子当零嘴。”
李哥听得点头，手指在茶盏边缘轻轻摩挲，釉面被磨得光滑温润：“这种人，说话再大声，别人也知道他没坏心眼。就像山里的石头，看着糙，可踏实，让人信得过。不像有些人，说话轻声细语的，转脸就给你使绊子。”
“可不是嘛。”老张接话道，往炭炉里添了块炭，火苗“噼啪”跳了两下，茶室里顿时暖和了些，“有年村里修祠堂，那可是大事，族长说要请镇上的师傅来，老李头听说了，直接找到祠堂，拍着胸脯说‘不用请外人，我来！’族长有点犹豫，他又说‘我爹当年就参与过祠堂修缮，我知道规矩’。最后让他负责打梁木，那梁木得是整个祠堂的骨架，半点马虎不得。”
“他每天天不亮就上山选木料，背着尺子量了又量，敲了又敲，听那木头的回声，说‘祠堂的梁，得扛得住百年风雨，回声发闷的不行，发飘的也不行，得是那种浑厚的，像老黄牛喘气似的’。有个年轻人是族长的远房侄子，跟着打下手，嫌他慢，嘟囔了句‘差不多就行，村里谁懂这个’，被他指着鼻子骂：‘差不多？这梁要是塌了，砸着祖宗牌位，你担得起？到时候别说你叔，就是列祖列宗都饶不了你！’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那年轻人被骂得脸红脖子粗，愣是没敢还嘴——不是怕他，是服他。后来那梁木立起来，几十年过去，经历过两次台风，祠堂的瓦片吹飞了不少，梁木愣是纹丝不动。”
我想起小时候邻居家的大叔，也是个说话大声武气的实在人。他是个水电工，左手手腕上总缠着圈胶布，那是常年拧螺丝磨出来的茧子。谁家水管坏了、电路跳闸了，喊一声他立马就到，工具包“哐当”一声放在门口，撸起袖子就干活。修完喝口水就走，从不留饭，有时候我妈要塞包烟给他，他大手一挥：“跟我客气啥，远亲不如近邻，下次你家包包子，给我留两个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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