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将云州市委大楼包裹得像一座沉默的孤岛。
秘书长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城市的霓虹，穿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面上投下几道斑驳的光痕。
苏正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后，桌面上没有文件，只有猴子带回来的那个黑色双肩包，以及包里倾泻而出的一堆杂乱的笔记本和材料。
空气里弥漫着廉价纸张和陈旧墨水的气味，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名为“绝望”的味道。
他刚刚读完那个叫“小雅”的女孩的故事，指尖还残留着笔记本粗糙封面的触感。他没有停下，又拿起了另一份材料。
那是一本用牛皮纸作封面的硬壳本，字迹苍劲有力，但越到后面，越是颤抖扭曲，像被风暴摧残过的枝干。
本子的主人叫孙德海，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
“六月十日，妻素兰确诊尿毒症，需换肾。吾毕生积蓄七十万，本为其续命之资。”
“六月十二日，遇‘中融信投’理财经理，称有‘国家扶持’之内部项目，一月可翻番。吾心动。素兰手术在即，费用尚有缺口，若此属实，则天助我也。”
“六月十三日，签合同，投七十万。经理拍胸脯，言‘孙老师，您就等着好消息吧，这是咱们云州市民的内部福利’。”
苏正的目光在“内部福利”四个字上停顿了一下，他仿佛能看到那位理财经理脸上热忱而虚伪的笑容。
他继续向后翻。
“七月十五日，一月期满，公司人去楼空。吾心胆俱裂，奔赴城南派出所报案。值班警员哈欠连天，瞥一眼合同，言：‘老先生，白纸黑字，你自愿签的，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嘛。这是经济纠纷，我们公安管不了刑事案件。’”
“吾辩：‘此乃诈骗！’警员笑：‘有证据吗？人家跑了，就是诈骗？万一是经营不善呢？我们警力有限，不能为每个投资失败的人都去立案吧？’”
“七月二十日，吾日日守于派出所门口，求见所长。终得见。所长态度和善，劝吾：‘老同志，要相信政府，也要理解我们的难处。这样，您先回去，我们登记了，有消息会通知你。’”
“八月一日，无消息。素兰病情加重，每日透析，费用如流水。”
“八月十五日，再赴派出所。值班警员已不耐，言吾‘胡搅蛮缠’，‘影响办公秩序’。”
“九月一日，素兰昏迷。吾跪于派出所门前，只求他们立案，给个说法。最后，被两名辅警架走，送至街道办。街道办王主任，叹气道：‘孙老师，何必呢？您也是体面人。这事儿，我们也没办法。’”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字迹已经完全散乱，墨水晕开，显然是沾了水渍。
“九月三十日，素兰走了。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问我，她的手术费，是不是……是不是被我弄丢了。我没敢说。”
“十月一日。这个城市，很亮，很干净。干净得……容不下一个老头子的七十万，容不下我老伴的一条命。”
“我这一辈子，教书育人，教学生要‘温良恭俭让’，要‘遵纪守法’。到头来，我成了最守规矩的傻子。”
最后一页，是一句用红笔写的、几乎要划破纸背的话：
“王法何在？”
苏正缓缓合上笔记本，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将本子轻轻放回那堆材料之上，动作轻柔，像是在安放一个沉睡的灵魂。
他没有再去看其他的材料。
不必了。
一个女孩的设计师梦想，一位老教师的救命钱，无数个被“构不成案”和“警力有限”搪塞回去的普通人。这些故事，共同拼凑出了那本《成果汇编》光鲜封面下的、真实腐烂的底色。
公安局长王建国，他不是在美化数据，他是在对整座城市的人民，进行一场缓慢而残忍的谋杀。他谋杀的，是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盼，是对这个国家机器最后的信任。
当一个老百姓在遭遇不法侵害后，第一个念头不是报警，而是自认倒霉时，这个城市的治安，就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名叫“王建国”的政客，和他那具名叫“百分之九十八破案率”的僵尸。
苏正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
窗外，是云州璀璨的夜景，车流如织，灯火如龙，一片繁华盛世的景象。
可苏正的眼里，这片繁华却像一个巨大的、华丽的舞台。舞台上，王建国们在聚光灯下高唱着平安的赞歌；舞台下，无数个小雅和孙德海，在黑暗中，被无声地吞噬。
赵卫东被砸破的车窗，不是一个偶然。那只是黑暗中，终于有一个受害者，恰好有能力将他的遭遇，摆到了苏正的面前。
苏正的胸中，没有燃烧的怒火，只有一片冰冷的、如深渊般的海。他知道，对付这种根植于体制的、以“规则”为外衣的恶，愤怒是最低效的情绪。
他需要一把手术刀。
一把比王建国的“数据手术刀”更锋利、更精准、更不讲道理的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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