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北石家庄，晋察冀根据地边缘村落）
地窖口的石板被母亲最后推上时，王卫国听见了石板缝里漏进来的、属于七月的热风。风里裹着晒焦的麦秸秆气味，还有……越来越近的马蹄声。他那时还叫强子，一个刚满八岁的孩子，被母亲塞进这方三尺见方的地窖前，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面饼。
“强子，数到一百个数再出来。”母亲的声音在发抖，手心的汗蹭在他脸上，凉得像井水，“记住，不管听见啥，都不能出声。”
地窖里黑得像泼了墨。强子摸索着靠住潮湿的土墙，饼子在嘴里慢慢化开，甜丝丝的。他数到十七的时候，听见了第一声枪响。不是村里护院的老套筒那种“嗵嗵”的闷响，是更脆、更密的“砰砰”声，像过年时点燃的连珠炮，却带着能咬碎骨头的凶劲。
他把脸埋进膝盖。地窖顶的土簌簌往下掉，混着外面女人的尖叫、男人的吼声，还有一种他从没听过的、像狼嚎一样的怪叫——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日军的“万岁冲锋”。父亲是武工队的，前几天刚从据点回来，夜里给队员们分弹药时，强子偷看过那些油布包着的手榴弹，父亲说“这是能炸翻鬼子马队的家伙”。可现在，那些家伙好像没响。
数到三十九的时候，石板上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有人用硬鞋底踢着石板，叽里呱啦地喊着什么。强子死死咬住嘴唇，尝到了血的铁锈味。他想起父亲教的本事：遇见野兽要屏住呼吸，它们闻不到人气就会走。可这些“野兽”好像长着铁鼻子，脚步声在头顶盘旋了很久，还有刀尖戳击石板的“叮叮”声，像在敲他的心跳。
不知数到多少，外面的吵闹声渐渐变了调。尖叫变成了哭喊，哭喊又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哀求，最后只剩下马蹄声、枪声，还有火烧东西的“噼啪”声。强子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能看见地窖角落里堆着的红薯，还有母亲藏在这里的几件旧棉衣。墙根渗着水，在他裤腿上洇出一片冰凉。
他开始想家。想父亲用胡茬蹭他脸蛋的痒，想母亲纳鞋底时哼的小调，想隔壁二丫分给他的酸枣。昨天傍晚，他还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和伙伴们玩“打鬼子”，他举着根木棍当步枪，喊着父亲教的口号冲锋。可现在，那些喊着口号的叔叔们在哪里？
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从头顶传来，像是有什么重物砸在了石板上。强子吓得一缩，额头撞在土墙上，疼得眼泪直冒。他听见了母亲的声音——不是刚才的发抖的叮嘱，是一种被撕裂的哭喊，喊着他的小名：“强子！强子！”
那声音很快被另一种粗暴的呵斥打断，接着是拖拽声，渐行渐远。强子想喊“娘”，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只能发出“嗬嗬”的抽气声。他知道母亲被带走了，就像前几年被带走的三叔公。村里老人说，被鬼子带走的人，从来没回来过。
石板上方的光线暗了下去，大概是太阳落山了。风里的麦秸秆味变成了焦糊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腥甜，像杀猪时的血味，却更浓。强子抱着膝盖蹲在地上，玉米面饼在胃里沉甸甸的，像块石头。他不敢数了，怕数到一百，外面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不知过了多久，地窖里的潮气钻进骨头缝，冷得他直打哆嗦。他开始咳嗽，起初是小声的，后来忍不住咳得越来越厉害。喉咙里像有团火在烧，头也昏沉沉的，眼前的黑暗里开始出现奇怪的光斑，像夏天夜里的萤火虫。
迷迷糊糊中，他好像又听见了父亲的声音。父亲说：“强子，武工队的娃，不能哭。”他想点头，却怎么也抬不起头。光斑越来越多，像有人在黑暗里撒了把星星，旋转着、跳跃着，最后汇成一道刺眼的光流，猛地钻进他的脑袋。
“操！这啥玩意儿？”
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他脑子里炸开。强子吓了一跳，想张嘴问“你是谁”，却发不出声音。那声音带着点惊奇，又有点骂骂咧咧的：“老子不就看了眼流星吗？怎么掉沟里了……哎哟，这哪儿啊？一股子霉味。”
强子觉得自己像个被塞进罐头瓶的蚂蚱，身体里多了个陌生的东西。那东西带着记忆碎片——高楼大厦、轰鸣的机器、手里的铁锹、还有……天空中划过的一道玄奇流光。这些碎片和他自己的记忆搅在一起，像一锅煮坏了的糊糊：父亲的笑脸和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重叠，母亲的布鞋和一双沾着水泥的胶鞋并排，村口的老槐树和一栋正在盖的楼房影子交缠。
“头疼……”他想喊，却听见自己的嗓子里发出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孩童的呜咽，一种是成年男人的闷哼。
就在这时，石板上方传来了新的动静。不是沉重的马蹄声，是轻快的脚步声，还有人在低声喊：“队长，这边！好像有地窖！”
强子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那陌生的声音在他脑子里也安静了：“有人？”
石板被猛地掀开，一道昏黄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看见几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人，手里的步枪上还缠着布条，帽檐下的脸沾着泥和血，却带着他熟悉的、属于根据地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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