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没来。
林远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电动车钥匙还握在手里，指节被金属硌得发白。他低头看了眼手机，凌晨两点十七分发出去的短信仍显示未读，电话打了六遍，最后一次是十分钟前，对方已关机。
他没等车，也没抬头看周围。上一次庭审结束时那辆停在路边的轿车已经不在了，但他知道，有些东西比车更难甩掉。
回到律所，他打开电脑，调出张叔的授权委托书扫描件，确认权限有效。然后通过律所合规系统申请调取张叔近七日通话记录。审批流程走完，数据弹出来：张叔的手机号在四十八小时内拨打过三次恒正所合作的安保公司人事部外线，最后一次通话时长四分二十三秒。而那个号码，正是他之前查到的、负责安排临时工岗的对接线。
他继续查。那家安保公司叫“安恒守护”，注册地在城南工业园，法人代表是恒正所前合伙人王志国的妻弟。公开招聘信息里没有“秩序维护岗”这个职位，但社保缴纳记录显示，过去一个月有七人入职该岗位，服务期均为三年，违约金二十万。
林远点开张叔儿子的求职档案——这是上次开庭前签的补充授权里允许调取的内容。年轻人投了三十七份简历，五次面试，零次录用。心理门诊记录显示，三个月前确诊焦虑障碍，医生建议稳定就业环境。可就在林远提交冻结申请的第三天，“安恒守护”主动来电，通知其参加“定向招聘面试”，次日便签了合同。
时间太准了。
他把合同条款截图，重点标出“服务期绑定”和“录用资格由法务审核终审”两项，打印出来，夹进文件夹。又把通话记录、社保缴纳截图、招聘流程异常点整理成一页备忘，塞进内袋。
第二天九点，第八法庭。
张叔坐在原告席，低着头，手放在膝盖上，像是怕碰坏什么。他换了件干净衬衫，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但袖口有些皱，像是匆忙穿上的。
林远走进来，没看他，只把材料摊开。法官宣布继续审理，恒正所律师起身，语气平稳：“我方请求更新证人陈述。原告张某某已于昨日晚间向我方提交书面说明，称此前关于‘被迫离职’的说法系记忆偏差，实际为个人原因主动辞职。”
林远抬起头：“我申请当庭质证。”
法官点头。
“张叔，”林远看着他，“你昨天为什么没接我电话？”
张叔没抬头：“手机坏了，修了一天。”
“那我发给你的文件你看过了吗？关于账户冻结的进展。”
“看了……但我想了想，这事还是别闹大。”
林远从文件夹抽出一张纸：“这是你儿子和‘安恒守护’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你签过字，对吗？”
张叔的手抖了一下。
“服务期三年，违约赔二十万。这家公司不对外公开招聘这个岗位，但你儿子在你签委托书后第三天就收到录用通知。人事部通话记录显示，你主动打了三次电话确认‘工作能不能保住’。”林远停顿一秒，“他们是不是告诉你，只要你在法庭改口，说你是自愿离职，你儿子的工作就不会受影响？”
张叔猛地摇头：“没有的事！我儿子是凭本事进的！”
“那我问你，他面试了几轮？考了什么内容？”
“这……这是公司内部事。”
“我再问你，你做物业十五年，有没有签过三年服务期、违约赔二十万的合同？”
张叔不说话。
林远转向法官：“我申请传唤‘安恒守护’人事主管远程作证，确认该岗位录用流程是否受第三方干预。”
对方律师立刻反对：“这涉及企业用工隐私，且与本案无直接关联！”
“关联在于胁迫。”林远声音没抬，“当一份工作成为证词交换的筹码，它就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控制手段。我有证据证明，该岗位录用审批最终由恒正所法务部签字确认。如果这不算利益输送，请问什么叫利益输送？”
法官沉吟片刻：“准许远程作证申请，技术组准备连线。”
等待接通的两分钟里，法庭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声。
林远没再看张叔，而是翻开笔记本，轻声说：“你当年被赶出物业办公室那天，手里抱着一个铁皮盒，里面是你十五年的工作记录。你说过，你不想给孩子丢脸，所以哪怕被扫地出门，也坚持把钥匙交到经理手上。”他抬眼，“现在你儿子终于有工作了，你不想让他丢脸，对吗？”
张叔的肩膀颤了一下。
远程视频接通，人事主管出现在屏幕里。林远问：“‘秩序维护岗’的录用，是否需要恒正所法务终审？”
“是的，因为涉及律所周边安保外包项目。”
“张某某的录用流程，是否有特殊加急处理？”
“有。法务部打了招呼，要求三天内完成入职。”
“是谁打的招呼？”
“我不清楚具体名字，但签字的是林萍，恒正所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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