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年味还未完全散尽，北平城的大小学校便陆续开了学。
清晨的空气依旧冷冽，呵气成霜。张彬背着母亲用旧布重新缝制的书包，里面装着几本边缘卷曲的旧课本和一个崭新的笔记本——这是他用“捡来”的钱买的，沿着熟悉的胡同走向区立中学。
路上遇到的半大孩子大多蔫头耷脑，似乎还没从过年的松散和冬日早起的痛苦中挣脱出来。唯有张彬，步伐沉稳，呼吸悠长，眼底一片清明。九转不灭体的修炼让他早已寒暑不侵，精力充沛，更别说那被不断强化的精神力量，让他的思维时刻处于一种高速而冷静的运转状态。
校门还是那座破旧的牌楼，操场依旧是坑洼不平的土场，几棵老树伸展着光秃秃的枝桠。但再次踏进这里，张彬的心境却与“前世”记忆中原主的畏缩茫然截然不同。
教室低矮而昏暗，窗户不大，糊着的窗户纸挡住了部分光线。一股混合着旧木头、尘土、劣质墨水和煤炉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同学们穿着五花八门却大多臃肿破旧的棉袄，挤在冰冷的木质课桌后，互相打着招呼，交换着过年间的趣闻，声音嘈杂。
张彬找到自己靠墙的位置坐下，放下书包，目光平静地扫过教室。这里的一切都透着简陋和贫乏，但他看到的却是一种勃勃的生机，一种对知识最原始的渴求——尽管很多人可能只是为了识几个字，将来好找个饭碗。
上课铃是工友敲响的一段铁轨，声音刺耳。
第一节是国文课。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的老先生走上讲台，开始讲解一篇关于劳动创造的课文。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带着旧式文人的腔调，内容充满了新时代的政治色彩和号召。
张彬凝神听着。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得极其恐怖，老先生讲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语气停顿，都如同刻印一般清晰记在脑中。他的理解力也远超常人，能瞬间把握文章的结构、主旨，甚至能察觉到其中一些口号式语句背后的逻辑简单之处。但他只是默默听着，手下用铅笔在新笔记本上记录着要点，笔迹工整有力。
接下来的算术课，才是他真正展露些许不同的地方。
讲课的是一位年轻些的男老师，穿着蓝色的干部服，袖子挽起，露出精瘦的手腕。他在黑板上写下一道复杂的四则运算应用题，涉及工作量、时间和人数的关系。
“这道题有点难度，大家仔细思考，看看谁能列出式子。”老师说道，目光扫过下面大多一脸茫然的学生。
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铅笔在草纸上划拉的沙沙声，以及有人挠头的窸窣声。这种需要综合逻辑思维的应用题，对于这个年代大多数学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确实不容易。
张彬只看了一遍题目，脑海中的数学模型瞬间便已建立。各种数量关系清晰罗列，解答路径一目了然。他甚至能看出这道题背后隐含的、对于初步生产管理的简单模拟。
他犹豫了一下。是继续保持绝对低调，还是适当展现一点价值？后者或许能带来一些便利，比如更自由的时间，或者接触更多书籍的机会。
他决定稍微向前迈一小步。
在大多数同学还在苦苦思索时，他举起了手。
老师的目光带着些许意外落在他身上。张彬在这个班上一向默默无闻，成绩中下。
“张彬同学，你有思路了？”
“老师，我试着列了一下。”张彬站起身，声音不高但清晰。他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他的动作很稳，没有丝毫紧张。
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没有直接写答案，而是一步步列出已知条件，写出关系式，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最后得出结果。整个过程流畅自然，甚至比老师预想的标准解法还要简洁一些。
教室里安静下来，同学们都惊讶地看着他。连之前几个学习好的学生也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老师看着黑板上的步骤，眼中闪过惊讶和赞赏：“很好！张彬同学解得非常清楚，步骤完全正确！大家看懂了吗？这就是逻辑分析的重要性……”
他让张彬回到座位，然后借着这个板书开始详细讲解。
课后，有几个同学围过来好奇地问张彬怎么突然开窍了。张彬只是憨厚地笑笑，用早就想好的说辞应付：“过年在家没事，瞎翻了翻我姐以前的旧笔记，多看了几遍，好像就有点懂了。”
这个理由勉强说得通。大家羡慕了几句，也就散了。只有那个年轻算术老师，在走出教室时，又回头若有所思地看了张彬一眼。
一天的课程下来，张彬如同海绵吸水般汲取着这个时代的知识。政治课的意识形态宣传，历史课的宏大叙事，地理课的山河介绍……他都认真听讲，记笔记，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真正理解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主流价值观。这对他未来的行动至关重要。
他刻意控制着自己的表现。除了在数理相关课程上偶尔流露出超越常人的敏锐和理解力外，在文史类课程上则保持中规中矩，甚至在某些需要强烈情感共鸣的环节，还会稍稍表现出一点符合年龄的“稚嫩”。他需要的是一个“偏科”、“有点小聪明”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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