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秋红坐在副驾，不再是最初的紧张，而是默契地帮他观察路况，不时回头查看货物是否捆扎牢固。车厢里弥漫着浓烈的鱼腥味和冰水寒气，但他们鼻尖萦绕的，却是新纸币的油墨香和未来生活的踏实味道。每一趟安全的抵达与卸货，都是对他们体力和意志的考验，也是对共同未来的又一次坚实堆砌。
李卫红则展现了她心细如发的长处。她主动请缨，留在供销社收购站，负责与另一辆马车带回来的鱼获进行对接。过磅时，她眼睛紧紧盯着秤杆的毫厘变化；算账时，她一遍遍核对着赵负责人拨动的算盘珠子；钱款交接，她更是分毫不差。
她的沉稳与细致，确保了这庞大而混乱的流水作业中，最关键的一环——财富的计量与归属——清晰无误，堵住了任何可能的漏洞，也让伙伴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在冰河上奋战。
这一天，是一场真正的、与天斗、与冰斗、与自身极限斗的“大会战”。
四个人征战在冰河上，呵出的白气瞬间融入晨雾。到日头挣扎着爬过中天，在苍白的天幕上投下毫无热力的光晕。再到那光晕渐渐西斜，染上疲惫的橘红，最终沉入远山黛青色的轮廓背后，天空变成深邃的钢蓝色，第一颗惨淡的星子在头顶浮现……他们几乎没有停歇。
两辆车，马不停蹄。冰窟窿旁，捞鱼、装桶、装袋的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县城供销社后院，过磅、记账、卸货、再装空桶空袋……循环往复。
没有人记得往返了多少趟，时间失去了意义，只有不断累积的麻袋、不断注满又清空的木桶，以及收购站里那越摞越高的、散发着鱼腥气的记账单。
当最后一批鱼获，在供销社已然亮起的昏黄电灯光下过完磅，当最后一笔账目被赵负责人哆哆嗦嗦地（不知是冷还是激动）拨上算盘，那个最终的数字被报出来时，连早已有心理准备的林墨，呼吸都为之一滞。
“五千四百二十七斤！总收入……两千三百一十八元四角五分！”
寂静。
收购站里出现了片刻奇异的寂静，只有灯泡里钨丝发出的轻微嗡嗡声。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每个人脑海里轰然炸响。
五千四百多斤！两千三百多块！
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北大荒，一个国营工厂的正式二级工，月工资不过四十二元。这两千三百元，意味着一个工人不吃不喝，要足足干上四年半！这还仅仅是他们一天——严格说是一个半白天——的收获！
消息根本没有封锁的可能，也无需封锁。它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在当天晚上就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这座不大的县城。
“供销社来了神人！”“在黑河冰上掏了龙王爷的窝！”“鱼多得用麻袋装，用马车拉！”“一天挣了好几千！”各种夸张或接近真实的传言在酒馆、在家属院、在一切人们交头接耳的地方发酵。羡慕的、惊叹的、不可思议的、算着自家多久才能挣到这笔钱的议论，如同暗夜里的风，无处不在。
然而，正如老话所说，“树大招风”，“财帛动人心”。巨大的收获在照亮前路的同时，也必然会在身后投下浓重的阴影，引来黑暗中贪婪窥视的眼睛。
县城里，从来不缺游手好闲、专靠欺行霸市、偷鸡摸狗过活的混子。这些人如同阴沟里的老鼠，对正经劳动致富者往往怀着最深的嫉恨。
当他们从各种渠道确凿地听说，几个外地来的知青，仅仅一天就在冰河上捞出了价值两千多块的鱼获，而且明天还要继续时，他们的眼睛瞬间就红了。那红色，不是兴奋，而是被贪婪和“不劳而获”的疯狂欲望烧灼出的血色。
他们才不管这钱是顶着能冻掉耳朵的寒风、拼着脱力猝死的危险、一网一网从冰窟窿里捞出来的。他们只看到了一个毫无背景的外来户，守着一眼似乎能喷出钞票的“金窟窿”。在他们简单粗暴的认知里，这等于一块肥肉摆在了饿狼面前。
供销社的赵主任是个厚道人，体恤林墨他们劳累，也为了明天继续合作方便，特意安排他们在供销社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还免了房费。
五个人累得几乎散了架，骨头缝里都透着酸疼，手指冻得僵硬弯曲，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稳，只能胡乱扒拉几口温吞的饭菜，补充最基本的能量。回到房间，甚至来不及洗漱，沾炕就着，瞬间沉入黑甜无梦的睡眠深渊。
他们以为，今天战胜了冰河，透支了体力，便是最大的胜利，明天只需重复今天的劳动即可。他们低估了人心的险恶，那恶念，往往比腊月黑河的冰层更厚，比西伯利亚刮来的风更刺骨，更能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
第二天，晨曦微露，战斗继续。
流程已然熟极而流，效率甚至比第一天更高。冰窟窿里的鱼群依旧踊跃，仿佛昨天的捕捞只是九牛一毛。临近中午，林墨和丁秋红送完第二趟鱼，开着空车返回冰面补充给养。离着还有一两里地，林墨远超常人的警觉性就让他心头一紧——冰窟窿那边的人影，似乎太多了些，而且聚拢的形态不对，不是劳作时的分散，而是一种充满敌意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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