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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到了1945年（民国三十四）的春天。
重庆军统总部译电室，彻夜亮着灯。
陈默站在堆满情报的桌前，指尖划过一份刚破译的日军密电——“华中派遣军已授权参谋长高桥，就‘终战条件’与重庆方面秘密接触，核心诉求为‘保留天皇制、免于战犯追责、武装自卫权’”。
窗外，春雨淅淅沥沥，而他掌心已攥出细汗——日军终于开始试探投降条件，这场关乎抗战结局的秘密谈判，正悄然拉开序幕。
“戴局长刚下令，让你全权负责日军投降情报的分析工作。”
苏晴匆匆走进来，递上一份戴笠的手令，“他说，日军的投降条件直接关系到军统未来的布局，必须提炼出核心诉求，还要摸清重庆方面的底线，不能让方面的底线，不能让日军占了便宜。”
陈默接过手令，目光落在“全权负责”四个字上。
这既是戴笠的信任，更是绝佳的机会——他能借着分析权限，深入接触谈判核心情报，同时将国民党的态度传递给组织，为中共制定应对策略争取时间。
当天下午，陈默在核心情报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将工作拆解为三步：
“第一步，梳理日军已暴露的诉求，按‘政治、军事、经济’分类；第二步，分析重庆方面的回应，找出他们的妥协空间；第三步，重点盯防日军与国民党的秘密接触渠道，确保情报不遗漏。”
小组成员立刻行动。
苏晴负责整理日军密电，从中筛选出关键信息：
政治上，日军坚持“保留天皇统治权，不接受盟军对天皇的审判”；军事上，要求“自行解除武装，不向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缴械”；经济上，希望“维持在华企业所有权，用资产抵扣战争赔偿”。
“这些诉求根本就是避重就轻！”
老郑看着整理好的清单，愤怒地拍桌，“保留天皇制就是想逃避战争罪责，不向中共缴械更是在帮国民党打压我们，维持企业所有权就是不想赔偿！”
陈默点头，指尖在“不向中共缴械”这条上重重画圈：
“这才是日军的核心诉求之一。他们知道国民党忌惮中共，想借着‘反共’讨好重庆，换取投降后的宽大处理。而重庆方面，很可能会为了独占胜利果实，答应这个条件。”
果然，第二天，军统截获了国民党代表与高桥的秘密会谈记录。
记录显示，国民党代表对“保留天皇制”“维持企业所有权”未明确反对，只要求日军“尽快解除武装，将武器装备交给国民党军队”；对“不向中共缴械”这一条，甚至暗示“可以协商”。
“国民党这是在搁置中共利益！”
陈默看着会谈记录，眼神凝重，“他们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竟然默许日军歧视中共武装，这不仅违背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还会给战后局势埋下隐患——一旦日军只向国民党缴械，我们的军队将无法合法接收武器，甚至可能被污蔑为‘非法武装’。
他立刻让苏晴将情报分类：
日军的核心诉求、国民党的回应态度，以及会谈记录的关键内容，都用地下党密码加密，当晚就发往延安。
同时，他还在分析报告中特意标注：“国民党有与日军私下达成‘反共默契’的倾向，需警惕其战后排挤中共的动向。”
接下来的一周，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
日军进一步提出“允许部分日军留在中国，协助国民党‘围剿’中共武装”，而国民党代表竟表示“可以考虑”；双方还就“日军在华资产处置”达成初步共识——国民党同意日军“以资产抵偿部分赔偿”，条件是日军将核心技术转让给国民党企业。
“这已经不是投降谈判，而是利益勾结了！”
陈默将这些情报汇总，语气沉重，“国民党为了打压中共，竟然和侵略者做交易，牺牲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种行为，比日军的侵略更可恨！”
他当即调整情报传递策略：除了向延安上报核心情报，还让上海、华中的地下党密切关注日军与国民党的秘密接触点，收集他们私下交易的证据。
包括日军向国民党移交武器的时间、地点，以及双方签署的“秘密协议”副本。
然而，戴笠对这些“反共默契”却颇为满意。
他在听取陈默的汇报时，特意强调：“日军愿意协助反共，是好事。只要他们把武器交给我们，其他条件可以适当让步。现在的重点，是不让中共拿到任何好处，确保战后军统能掌控全国的情报网络。”
陈默表面应承，心里却清楚，戴笠的想法代表了国民党高层的态度——他们早已把中共视为最大的敌人，而非共同抗日的战友。这种心态，注定了战后的国共关系将更加紧张。
一天，陈默截获了一份日军大本营发给高桥的密电，内容是“若国民党同意所有条件，日军可在三个月内完成缴械，并将华中、华东的武器库全部移交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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