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静了静。有人小声叹气。
“所以——”杨将军话锋一转,“要土洋结合!有拖拉机的用拖拉机,没有的,就用马拉播种机,连马都没有的,用锄头刨,也得把种子给我埋进土里!”
“人拉犁,肩挑担,咱们又不是没干过。”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是辽北专区的一个老区长,嗓门粗豪。
“对!”林默接过话头,“但今年,咱们要干得更巧,不是硬干。什么叫巧?”
他转身,指了指身后悬挂的巨大地图。地图上,红蓝两色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计划:红的是粮食作物,蓝的是经济作物;实线是已有机耕道,虚线是待修的水利线路。
“水利要配套,种子要优化,田间管理要科学化。”林默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松花江灌渠必须三月贯通,东辽河堤防要在汛期前加固,各地的小型水库、塘坝,能修的修,能补的补。”
“可是林工——”台下站起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是吉林专区的农业技术员,声音有些怯,“这些工程都需要人,可现在春耕在即,劳力本来就紧张……”
“问得好。”林默点点头,“所以我们要统筹。水利工程,用农闲时的劳力,用妇女,用半劳力。春耕大忙时,精壮劳力全部下地。各专区、各县,要排出时间表,像打仗一样,精确到天,甚至到时辰。”
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简单的窝窝头就咸菜,大家蹲在礼堂外边吃边继续讨论;从中午开到傍晚,煤油灯点起来了,在浓重的烟雾里,灯光昏黄如豆。
林默几乎没坐过。他在主席台和台下之间走动,听一个老农技员讲土壤改良的土办法,和一个年轻干部争论化肥调配的比例,又蹲在地上,用粉笔给几个合作社主任画轮作示意图。
夜深了。哈尔滨静下来,窗外只有风声。礼堂里,算盘声噼啪响——会计们在核算农资分配数字;打字机咔嗒咔嗒——秘书处在赶制文件草稿;还有低低的、持续的争论声,关于种子配发顺序,关于农机调配优先级,关于假如真的发生春旱该怎么办……
凌晨两点,当《1948年春耕实施方案》最终定稿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这份三十七页的文件,从种子供应、农具检修、水利建设、劳力调配,到病虫害防治、收割入库,甚至包括万一歉收时的应急储备,事无巨细。
林默握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文件,手有些抖。不是累,是沉。这薄薄的几十页纸,关系着千万人的饭碗,关系着这片土地上,能不能再熬过一个冬天。
“散会。”他最终只说出了这两个字。
人群默默散去,马蹄声重新响起,消失在哈尔滨的深夜里。他们要把这份方案,带回十八个专区,带回一百多个县,带回成千上万个村庄。
天,快亮了。
三、铁牛苏醒
3月5日,佳木斯农机站。
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喧嚣就开始了。五十台苏联援助的“斯大林-80”拖拉机,像五十头沉默的铁牛,整齐排列在露天地里。一夜的霜,在它们深绿色的装甲上镀了层银白。
赵大山从维修车间里钻出来,手里拎着扳手,呵出的气在胡茬上结了细冰凌。他是农机站最老的技工,从伪满时期就在这儿修机器,今年五十八了,背有点驼,可一双手还稳当得像台钳。
“师傅,这辆。”徒弟小柱子指着一台拖拉机,履带松垮垮地耷拉着。
赵大山没说话,蹲下身,手在履带上一节一节摸过去。零下十度的铁,沾手就撕下一层皮。他摸到第三个滚轮时,停住了。
“这儿。”他用扳手敲了敲,声音发闷,“轴承碎了。”
“仓库里没备件了。”小柱子苦着脸,“苏联的配件,去年就用完了。咱们自己厂的,规格对不上。”
赵大山直起身,眯眼看了看天。灰白色的天空,没有云,也没有太阳,就是一片冻住的、厚重的灰。他又蹲回去,这次干脆躺到车底下去。冰冻的地面透过棉袄,寒气针一样扎进来。
他在车底下待了二十分钟。出来时,脸冻得发紫,可眼睛里有光。
“有办法。”他把小柱子叫过来,用粉笔在冻硬的地上画图,“看见没,这个承力结构,咱们可以用轧钢厂的废料,重新车一个。尺寸我改过了,这儿加厚两毫米,这儿开个槽……”
他讲得仔细,小柱子听得更仔细。周围几个技工也围过来,蹲成一圈,看着地上那幅简陋却精确的草图。风刮过来,粉笔痕有点模糊,赵大山又描了一遍。
“能行吗,师傅?”有人小声问。
“不行也得行。”赵大山说,“离春耕就剩半个月,这些铁牛有一头趴窝,就少耕几百亩地。少几百亩地,就少收几万斤粮。几万斤粮,够一个村子吃一冬。”
他说完,又钻进车底下去了。这次带着小柱子,师徒俩在车底叮叮当当敲打起来。其他技工散了,各自回到自己的拖拉机前。院子里,扳手声、锤击声、偶尔的吆喝声,混成一片粗粝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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