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静了静。有人小声叹气。
“所以——”杨将军话锋一转，“要土洋结合！有拖拉机的用拖拉机，没有的，就用马拉播种机，连马都没有的，用锄头刨，也得把种子给我埋进土里！”
“人拉犁，肩挑担，咱们又不是没干过。”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是辽北专区的一个老区长，嗓门粗豪。
“对！”林默接过话头，“但今年，咱们要干得更巧，不是硬干。什么叫巧？”
他转身，指了指身后悬挂的巨大地图。地图上，红蓝两色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计划：红的是粮食作物，蓝的是经济作物；实线是已有机耕道，虚线是待修的水利线路。
“水利要配套，种子要优化，田间管理要科学化。”林默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松花江灌渠必须三月贯通，东辽河堤防要在汛期前加固，各地的小型水库、塘坝，能修的修，能补的补。”
“可是林工——”台下站起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是吉林专区的农业技术员，声音有些怯，“这些工程都需要人，可现在春耕在即，劳力本来就紧张……”
“问得好。”林默点点头，“所以我们要统筹。水利工程，用农闲时的劳力，用妇女，用半劳力。春耕大忙时，精壮劳力全部下地。各专区、各县，要排出时间表，像打仗一样，精确到天，甚至到时辰。”
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简单的窝窝头就咸菜，大家蹲在礼堂外边吃边继续讨论；从中午开到傍晚，煤油灯点起来了，在浓重的烟雾里，灯光昏黄如豆。
林默几乎没坐过。他在主席台和台下之间走动，听一个老农技员讲土壤改良的土办法，和一个年轻干部争论化肥调配的比例，又蹲在地上，用粉笔给几个合作社主任画轮作示意图。
夜深了。哈尔滨静下来，窗外只有风声。礼堂里，算盘声噼啪响——会计们在核算农资分配数字；打字机咔嗒咔嗒——秘书处在赶制文件草稿；还有低低的、持续的争论声，关于种子配发顺序，关于农机调配优先级，关于假如真的发生春旱该怎么办……
凌晨两点，当《1948年春耕实施方案》最终定稿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这份三十七页的文件，从种子供应、农具检修、水利建设、劳力调配，到病虫害防治、收割入库，甚至包括万一歉收时的应急储备，事无巨细。
林默握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文件，手有些抖。不是累，是沉。这薄薄的几十页纸，关系着千万人的饭碗，关系着这片土地上，能不能再熬过一个冬天。
“散会。”他最终只说出了这两个字。
人群默默散去，马蹄声重新响起，消失在哈尔滨的深夜里。他们要把这份方案，带回十八个专区，带回一百多个县，带回成千上万个村庄。
天，快亮了。
三、铁牛苏醒
3月5日，佳木斯农机站。
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喧嚣就开始了。五十台苏联援助的“斯大林-80”拖拉机，像五十头沉默的铁牛，整齐排列在露天地里。一夜的霜，在它们深绿色的装甲上镀了层银白。
赵大山从维修车间里钻出来，手里拎着扳手，呵出的气在胡茬上结了细冰凌。他是农机站最老的技工，从伪满时期就在这儿修机器，今年五十八了，背有点驼，可一双手还稳当得像台钳。
“师傅，这辆。”徒弟小柱子指着一台拖拉机，履带松垮垮地耷拉着。
赵大山没说话，蹲下身，手在履带上一节一节摸过去。零下十度的铁，沾手就撕下一层皮。他摸到第三个滚轮时，停住了。
“这儿。”他用扳手敲了敲，声音发闷，“轴承碎了。”
“仓库里没备件了。”小柱子苦着脸，“苏联的配件，去年就用完了。咱们自己厂的，规格对不上。”
赵大山直起身，眯眼看了看天。灰白色的天空，没有云，也没有太阳，就是一片冻住的、厚重的灰。他又蹲回去，这次干脆躺到车底下去。冰冻的地面透过棉袄，寒气针一样扎进来。
他在车底下待了二十分钟。出来时，脸冻得发紫，可眼睛里有光。
“有办法。”他把小柱子叫过来，用粉笔在冻硬的地上画图，“看见没，这个承力结构，咱们可以用轧钢厂的废料，重新车一个。尺寸我改过了，这儿加厚两毫米，这儿开个槽……”
他讲得仔细，小柱子听得更仔细。周围几个技工也围过来，蹲成一圈，看着地上那幅简陋却精确的草图。风刮过来，粉笔痕有点模糊，赵大山又描了一遍。
“能行吗，师傅？”有人小声问。
“不行也得行。”赵大山说，“离春耕就剩半个月，这些铁牛有一头趴窝，就少耕几百亩地。少几百亩地，就少收几万斤粮。几万斤粮，够一个村子吃一冬。”
他说完，又钻进车底下去了。这次带着小柱子，师徒俩在车底叮叮当当敲打起来。其他技工散了，各自回到自己的拖拉机前。院子里，扳手声、锤击声、偶尔的吆喝声，混成一片粗粝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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