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阙斋日记类钞
序
以上摘录曾文正公日记内容，大致分为十类。修身律己、治理百姓、治国方略，是治道的根本大纲。修身者需知行并重，治国者要文武兼备。因此首列问学之道，次述反省克己，再论治国方略、军事谋略。至于伦理纲常，则贯通内圣外王之道，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故上卷以此作结。“德行成就居上位，技艺成就处下位”，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
文章技艺虽看似学问的末节，但先贤视其为承载大道的工具。引古证今，考据文献，有心治学者岂敢轻视？因此将鉴赏、品评等事列于文艺之后。至于修身养性以保全形体，游历四方以开拓见识，也往往因个人志向与事业不同而有轻重之分。岂能一概视为闲事？这就是本书编排的深意所在。
古代圣贤曾说：“每天学习未知的知识，每月温习已掌握的学问，这才称得上好学啊！”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平时修身养性极为严谨，为求减少过失必定日夜不懈，而后才能日有所进。
如今湘乡曾文正公，天下人皆敬仰其忠诚功勋，世代尊崇其德行声望。那些载入史册、铭刻钟鼎的丰功伟绩，早已为世人共知共见！而细读他所写的日记，则可见其日常言行皆有系统规范，独处时仍能严于律己，真正做到了“言语有教化，行为有法度，瞬息存正念，呼吸皆修养”的境界！因此才能平定叛乱，辅佐中兴，使天下如泰山般稳固，威名远播海外。生前获朝廷重赏，死后享人间哀荣，岂非天降豪杰，古今罕见之人？
曾公在京城任职十四年间，所写日记如《茶余偶谈》《过隙影》等篇章，大半已经散失。其中《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记载他每日以八项功课自省，如今也仅存残篇。
咸丰初年，曾公从衡州统军东征，攻克武汉，激战彭湖，驻守章门，这数年间随手记录的日记均已遗失无从查找。唯有自戊午年（1858年）起，直至同治壬申年（1872年）二月临终之日，他亲笔所写的日记，无一朝一夕间断，无一字一句苟且，实为传家墨宝，稀世奇珍！宋代洛学、闽学诸位大儒讲学时都有语录流传，但多是门下弟子记录师说，编纂时难免掺杂己意，稍失本真。此编所录，虽仿效《朱子语类》体例，但一字一句皆出自曾公亲笔，不敢有丝毫增删。后世明达之士，想必不会以僭越之罪责怪我吧！
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十六日，后学湘潭王启原谨记。
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
问学
一、深夜时分，想到应当将历代政事、人物分类整理，随手摘录抄记，确实很有益处，只是目前尚未理出条理头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记。
二、做学问的关键，在于每日都有新知，每月都不荒废；写文章的要诀，在于多读书、多积累义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记。
三、读书立志，必须下苦功夫勤勉钻研，以圣贤之学为追求目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闰三月记。
四、到镜海先生那里请教修身要旨和读书方法。先生说：“应当以《朱子全书》为根本。”当时我刚买了这部书，先生知道后便说：“此书最应熟读，可作为日常功课，切实实践，不能只当作泛览的书籍。”
先生还说：“研习经学应当专攻一经。若能真正精通一经，其他经书便可触类旁通。若想同时精通多经，反而连一经都难以通晓。”先生自称平生最爱读《易经》。他又说治学只有三个门类：一是义理之学，二是考据之学，三是辞章之学。
考据之学，往往追求广博却遗漏精要，如同管中窥豹、以蠡测海。文章之道，不精通义理之学的人难以达到高深境界。经世济民的学问，本就包含在义理之中。我又问：经世济民之学应当如何着手研习？先生回答：经世之学不外乎研读史书，古人的成败得失，其中的法则与鉴戒都明明白白，历代的典章制度也都蕴含其中！
先生又说：近来河南的倭艮峰（名仁）前辈，用功最为扎实。每天从早到晚，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起居，都用笔记下来。心中若有私欲未能克制，或行为有失检点之处，也都一一记录。先生曾教导他说：不必刻意借助外力来约束本心，只要保持警惕，自然就能防止邪念、存养诚心。
先生还说：外在的修养，只需做到“整齐严肃”四个字；内心的持守，只需做到“主一无适”四个字。他又说：诗歌、文章、词赋、曲艺这些，都可以不必专门下功夫，如果真能在义理之学上用力钻研，那些小技艺自然也不难掌握。
先生还强调首要戒除欺骗，万万不可掩饰自己的过失。听闻这番教诲，令人豁然开朗如同拨云见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五、倭仁前辈说“研几”的功夫最为重要。颜回有过失时总能立即察觉，这就是研几的功夫。周敦颐说：“几微之处分善恶。”《中庸》说：“虽然潜藏隐伏，仍然昭然若揭。”刘宗周先生说：“观察心念的动向就能知晓几微。”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如果忽视这个功夫，心志就会放纵而难以收束。他又说：人心善恶的几微征兆，与国家治乱的关键是相通的。道光二十二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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