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二月初，华北的严冬尚未退去，但一股足以动摇根基的恐慌暗流，正随着大量的、看似一模一样的“边区票”，在刚刚因阜新大捷和千里迁徙而士气稍振的各个根据地市场里蔓延、发酵。
山海关以西，冀东某集镇。
往日虽然简陋但秩序井然的集市，此刻人声鼎沸，却充满了焦躁和不安。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争吵声混作一团。最显眼的是粮行和布庄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攥着手里或多或少的边区票，脸上写满了焦虑。
“又涨了！昨天一斤高粱米还卖五毛边区票，今天就敢要八毛！还爱买不买！”一个穿着打补丁棉袄的老汉，捏着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气得胡子直抖。
“可不是嘛！这盐、这洋火（火柴），一天一个价！俺攒了仨月的票子，想扯块布给娃做件新褂子，今天一看，连只够买条裤腿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愁眉苦脸。
“掌柜的，你这票子……颜色好像有点不对啊？毛边也粗糙，跟俺上次收的不太一样。”一个摆摊卖山货的汉子，狐疑地捻着顾客递来的几张边区票，对着光仔细看。
“有什么不对？都是边区银行发的！赶紧的，不买别耽误做生意！”顾客不耐烦地催促，眼神却有些闪烁。
类似的情景，在根据地控制的许多城镇、集市、甚至乡村悄然上演。物价，尤其是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开始以一种不正常的、令人心悸的速度攀升。
市面上流通的边区票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但购买力却急剧下降。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细心的人发现，手里的边区票似乎……不太一样了。
有的纸张稍薄，印刷的红色略微黯淡，水印模糊，甚至号码有重复。起初只是零星怀疑，但随着“高价”交易增多，这种怀疑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
恐慌，如同滴入清水中的墨汁，迅速扩散。人们开始拼命将手中的边区票花出去，换取任何能保值的实物，粮食、布匹、甚至农具。
商店和货栈被抢购一空，有货的商人则趁机囤积居奇，进一步推高物价。经济秩序出现了危险的紊乱迹象。
山海关，东进兵团指挥部，已随迁徙队伍主力返回。
气氛比外面的寒冬还要凝重几分。
长条桌上，摊开着来自冀东、热河、辽西等多个根据地经济部门和商业机构的紧急报告，内容触目惊心：
物价指数半个月内飙升超过50%，市场出现信任危机，疑似伪钞流通，部分奸商囤积居奇、扰乱市场……
李星辰、陈远、赵大海，以及刚刚从延安紧急派来的经济干部，还有根据地的工商、银行负责人，围坐一堂，人人面色严峻。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来得还要快。”陈远指着报告，声音沉重，“鬼子这一手，打在我们的软肋上。我们的边区票发行时间不长，防伪手段相对简单，老百姓的信任基础还不牢固。
他们用大量仿真度极高的伪钞冲击市场，制造通胀，打击货币信用，这比派几个师团来‘扫荡’还毒辣！”
“关键是伪钞的来源和规模。”刚刚抵达的延安经济干部，一位戴着深度眼镜、名叫方明的中年人，语气急促，“我们初步收集了一些市面上可疑的票子，经过对比，仿真度极高！
普通百姓甚至有些基层干部，根本分辨不出来！只有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纸张纤维、水印细节、还有极少数暗记，才能发现破绽。这需要专业的印刷设备和技术！绝不是小作坊能搞出来的！”
“有没有线索，这些伪钞从哪里流进来的？”李星辰问。他面前也放着几张不同面额的、真假难辨的边区票。
“有。”负责根据地内部保卫和反特的赵大海，拿出一个文件夹，“我们抓了几个趁机哄抬物价、并且被举报使用大量崭新连号边区票的奸商。
突击审讯，他们交代，这些‘新票’是一个多月前，从天津、唐山的‘特殊渠道’进来的，价格比真票便宜两成！他们也不知道上游是谁，只知道对方很神秘，要求用黄金或者药品结算。
我们顺藤摸瓜，情报指向天津日租界内一家挂着‘洋行’牌子的贸易公司，背后很可能有日本特务机关的影子。但这些伪钞的印刷源头，肯定不在天津，那里没有这么专业的印钞能力。”
“天津只是中转和投放渠道。”
方明扶了扶眼镜，语气肯定，“能印出这种质量伪钞的，必须是拥有先进凹版印刷机、专用印钞纸、专业油墨和制版技术的大型印钞厂！目前整个华北，甚至全华夏，有这个能力的……”
他顿了顿，与李星辰对视一眼，两人几乎同时吐出一个名字：“东北联合银行！在奉天！”
东北联合银行，是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其印钞厂设备和技术，在当时的华夏属于顶尖行列。日军完全有能力、也有动机，在那里秘密开动机器，疯狂印刷根据地的伪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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