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显然是苏婉清自己画的，虽然笔法稚嫩，但神态生动。
还有朗朗上口的歌谣：“人之初，性本善，不学倭寇做坏蛋。”“赵钱孙李，齐心协力，打倒鬼子保田地。”
“很好。”李星辰抬起头，眼中带着赞许，“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融入识字启蒙，潜移默化，这想法很好。尤其是这些歌谣，通俗易懂，容易传唱。”
得到肯定，苏婉清脸颊微红，像是得了夸奖的学生，但随即又蹙起眉：“可还是太难了。很多乡亲，尤其是妇女和年纪大些的，觉得识字没用，不如多纺二两线，多挖一篮野菜。
还有些老人，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家上学是胡闹。更有些……唉，被鬼子、二鬼子宣传迷惑，觉得学日语才有出路，能进维持会混口饭吃。”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荒凉的山景，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无力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没用。空读了一肚子诗书，却救不了国，也救不了那些麻木的人。鬼子用枪炮杀人，看得见。
可他们用歪理邪说、用一点蝇头小利来腐蚀人心，让人不知不觉忘了祖宗，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种‘杀’，看不见，却更可怕。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抵挡。”
这是她内心深处最大的痛苦和迷茫。书香门第的熏陶，留洋见识的冲击，让她比常人更敏锐地意识到文化传承与民族存亡的关系，也让她在面对愚昧、贫困、战乱和敌人无孔不入的文化侵蚀时，感到加倍的痛苦和无力。
李星辰放下稿纸，走到她身边，与她并肩望向窗外萧索的冬景。他没有立刻说什么大道理，而是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苏小姐，你小时候，是怎么开始认字念书的？”
苏婉清一愣，回想道：“是母亲。她在我三岁时，就抱着我，指着窗花上的蝙蝠、寿桃，说‘这是福’，‘这是寿’。
后来是父亲，他从不强迫我背那些艰深的经义，而是给我讲《山海经》里的奇珍异兽，讲《世说新语》里的名士风流，讲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他说，识字是为了明理，明理才能不糊涂地活着。”
“是啊，明理。”李星辰点点头，“鬼子怕的，就是老百姓明理。所以他们要禁绝真正的道理，灌输歪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老百姓，尤其是孩子，能明理。”
他转过身，看着苏婉清，目光清澈而坚定：“你觉得乡亲们不积极，老人阻挠，甚至有人被鬼子的小恩小惠迷惑，这很正常。
因为肚子都填不饱，命都朝不保夕的时候，你跟他们讲‘气节’，讲‘文化’，太远，太虚。得让他们先看到，识字、明理，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实实在在的好处？”苏婉清不解。
“对。”李星辰语气肯定，“比如，我们编的识字歌谣里，能不能加一些简单的农耕知识？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怎么防虫害？让乡亲们学了，真的能多打粮食。
比如，我们能不能教妇女们认识一些中草药，治常见的头疼脑热、小儿惊风？让她们学了，能救急，能省下请郎中的钱。
再比如，我们组织演戏，不光演岳飞，也演《白毛女》这样的戏，告诉乡亲们，不是命不好，是地主老财、是鬼子汉奸压迫我们，团结起来，就能翻身。”
苏婉清的眼睛越来越亮，李星辰的话仿佛在她面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她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文化普及的问题。
“还有，”李星辰继续道，“鬼子不是开日语班，许诺进维持会吗？那我们就告诉乡亲们，维持会是什么？是鬼子的狗腿子，帮着鬼子欺负自己人，没骨气，也没好下场！
我们也可以办夜校，教算账，教写信，教看布告，让乡亲们学了，能看懂地契，不怕被蒙骗；能写信寄给前线的儿子，知道仗打得怎么样；能看懂我们贴的布告，知道根据地有什么新政策，能分到田，能减租减息。
这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等他们尝到了识字的甜头，自然就会支持，也会明白，只有跟着我们，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而不是去当鬼子的奴才！”
苏婉清听得心潮澎湃，忍不住轻轻击掌：“妙！太妙了！李司令，你这不是简单的识字扫盲，你这是……这是教育为工农兵服务，是真正的开启民智！
将文化知识和生产、生活、斗争实际结合起来，让大家为了改善生活、为了反抗压迫而学习，这比空谈大道理，有力一万倍！”
她看向李星辰的目光，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敬佩和惊叹。这个男人，不仅能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在文化思想上，竟也有如此深刻而务实的见解。
他说的这些，看似简单，却直指问题的核心，是她这个饱读诗书的人从未想过的路径。这是一种扎根于泥土、服务于最广大民众的、活生生的智慧和力量。
“我这也是从……从一些朋友那里听来的想法，结合我们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琢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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