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讲。”陈景安姿态优雅地抬了抬手。
“假设你有一所房子，很旧，有些地方漏雨，门窗也不结实。”
李星辰的语气像是在聊家常，他拿起桌上一个磕了边的粗瓷碗，比划着，“这时候，来了一伙强盗，不是来偷东西，也不是来借宿，他们是来抢你的房子，要霸占你的地，还要把你和你的家人统统赶出去，或者干脆杀掉。”
陈景安眉头皱起，似乎觉得这个比喻粗俗不堪。
李星辰继续缓缓说道：“这时候，你是先关起门来，召集家人，开个会，讨论这房子该怎么修得更漂亮、更符合现代建筑理念，门窗该刷什么颜色的漆，屋顶该换什么新式瓦片——也就是陈先生说的‘先启蒙’。
还是应该先拿起一切能用的家伙，锄头、菜刀、扁担，哪怕只是砖头瓦块，团结起来，把强盗打出去，保住房子和性命？”
“这……这怎么能类比？”陈景安有些恼怒，觉得对方在胡搅蛮缠，“国家建构是复杂系统的工程，岂是打架斗殴可比？”
“为什么不能比？”李星辰的目光倏然变得锐利，如同出鞘的刀锋，那之前的温和平静瞬间消失无踪，“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刺刀毒气，可不会等我们开完会、启蒙好民众、制定完完美的宪法再落下来！
他们现在就要亡我们的国，灭我们的种！华北、华东、华南，多少城市乡村在燃烧，多少同胞在流血、在沦为奴隶！
请问陈先生，在你理想的‘启蒙’完成之前，这些正在被屠杀、被凌辱的人，他们的‘民智’如何开启？他们的‘权利’谁来保障？靠侵略者的仁慈，还是靠国际社会的调停？”
一连串的问题，如同重锤，敲在陈景安心上。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那些从书本上学来的华丽辞藻，在如此残酷而直接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空洞无力。他脸色微微涨红，扶眼镜的频率加快了些。
“至于你说我们搞‘思想钳制’，”李星辰的语气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他指了指苏婉清桌上那些浸透心血的稿纸，“我们教农民识字，是为了让他们看懂地契，不被蒙骗；教他们算数，是为了买卖公平。
教他们为什么而战，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流血牺牲的价值，是为了不做亡国奴！我们编戏、唱歌，是为了让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道理，激发血性！
这叫启蒙，是在战火和血泊中进行的、最迫切的启蒙！是教人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的启蒙！而不是坐在窗明几净的沙龙里，空谈那些离饥肠辘辘、家破人亡的百姓十万八千里的‘主义’！”
他的声音并不激昂，但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凿在现实最坚硬的部位。
苏婉清听得心潮起伏，胸膛微微发热。这些话，说出了她一直模糊感觉到却未能清晰表达的信念。是的，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最首要的启蒙，是生存的启蒙，是反抗的启蒙！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高楼大厦都是沙上之塔。
“你……你这是狭隘的实用主义！是急功近利！”
陈景安有些词穷，但骄傲让他无法轻易认输，他梗着脖子反驳，“没有深入的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即便一时赶走了外敌，建立起来的也不过是另一个专制落后的旧帝国！欧洲的现代文明，经历了数百年的积淀……”
“欧洲是欧洲，中国是中国！”李星辰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我们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血脉，自己的苦难！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高深的‘文化反思’，而是最朴素的道理：团结起来，打鬼子！救亡！图存！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个人的自由、思想的启蒙，通通是空中楼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声音沉郁而有力：
“陈先生，你推崇西方文明，这没有错。但你不要忘了，西方那些现代国家，哪一个不是从血与火中杀出来的？他们的民主、自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坐在书房里谈出来的吗？
不是！是克伦威尔、是华盛顿、是罗伯斯庇尔，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用刀枪和鲜血争来的！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需要用鲜血和生命去争取生存权的时刻！
你所说的‘先启蒙后救国’，在鬼子刺刀底下，是行不通的！那只会让我们的血白流，让我们的国真的亡了，让我们的文化被连根拔起，像印第安人那样，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
“我们现在做的，正是将救亡与启蒙结合起来！”
李星辰转过身，目光如炬，直视着脸色变幻不定的陈景安，“一边用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生存空间，一边用笔杆子、用戏剧、用歌声，唤醒民众，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战斗，战斗是为了什么！
我们不是不要民主，不要科学，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侵略的新中国里，实现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民主，发展造福于人民的科学！这，就是我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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