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华夏通信产业，处于从模拟通信向数字通信的艰难过渡期。
在固定电话领域，基础通信设施匮乏，全国电话普及率极低，据估算仅在1.29%左右。
这意味着电话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技术以模拟程控交换机为主，采用的是日本F-150、德国EWSD。
在移动通信方面，华夏主流采用的移动通信标准是来自英国的TACS，由邮电部统一运营，使用900MHz频段，这正是大哥大所依托的技术。
然而，TACS的模拟制式，先天不足，它仅能支持基本的语音通话，数据传输能力弱；更为关键的是，终端设备和入网费用极其昂贵，动辄就要数万元，
使其只能成为极少数先富阶层，和特定单位才能享用的身份象征，服务范围仅局限于少数一线城市的中心区域。
在这一背景下，真正承担起民间即时通信重任，并在此时期达到普及巅峰的，是无线寻呼系统，即人们熟知的BP机。
作为模拟通信时代向个人移动通信的过渡产品，BP机以其相对低廉的价格和基本的寻呼功能，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普及程度最高、用户基数最大的个人通信工具。
它虽然只能被动接收，由寻呼台发送的数字代码或汉显，无法进行双向对话，但却以其便捷性，极大地改变了人际沟通的方式。
因此，星辰通讯的出现及其在盐市推动的CDMA试验网项目，其潜在作用与影响是多层面且深远的。
在TACS模拟制式占据官方主流、GSM数字标准已在欧洲兴起并虎视眈眈全球市场之际。
星辰通讯引入并实地验证CDMA这一全新的数字通信技术，为华夏通信主管部门和产业界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对比、评估的绝佳窗口。
它打破了当时存在的技术选择单一性，其演示数据，将成为影响华夏未来在2G乃至3G技术路线选择。
这个时期的华夏通信市场，尤其是程控交换机等设备，几乎被国外巨头垄断。
星辰通讯若是能在CDMA网络设备上实现应用，标志着华夏本土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体，首次在通信系统具备了与国外巨头上同台竞技的潜力。
这不仅能降低网络建设的设备采购成本，更关乎国家通信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与信息安全。
星辰通讯不仅仅是在演示一个外国技术，更是在实践中构建从基站设备制造、网络规划部署、到终端适配的完整产业链雏形。
通过这个项目，星辰通讯能够快速积累在数字移动通信系统领域的管理经验，培养一批本土的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
这为华夏通信制造业跳过传统技术阶梯，直接切入数字通信设备研发与生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望助推国内产业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对于邮电部而言，星辰通讯演示的CDMA网络，意味着除了GSM之外，又多了一个经过实地验证的技术选项。
这不仅能增加技术采购的议价能力，也促使不同技术标准之间为争夺华夏市场而提供更优厚的合作条件，最终使本土运营商和消费者受益。
星辰通讯所扮演的绝不是简单的设备供应商，它是搅动技术标准格局的变量，是刺激市场升级的引擎，更是自主性发展道路的先锋。
其成败，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命运，更可能对华夏通信产业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所以邮电部高层，对这次演示的重视程度，远超寻常的技术考察。
梁光明推了推眼镜，“张董事长，我们都知道，高通是CDMA技术的专利持有者。您作为高通的重要股东之一，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请说！”张舒做了个请的手势。
“如果……我是说如果，邮电部经过评估，最终决定在国内大规模引入或采用CDMA技术标准，那么，从高通方面获取必要的专利授权，大概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或者说，高通对于像华夏这样一个潜在的市场，其专利授权的预期费用模式是怎样的？”
张舒闻言，下意识搓了搓下巴。
他清楚梁光明话里的意思，但他更清楚高通在专利上有多贪婪！
九十年代初的高通，其商业模式就是靠专利壁垒和授权费盈利。
它不像后来那样有相对清晰、标准化的收费比例，而是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策略。它会与每个主要运营商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索要极高的专利许可费。
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得头十年期间。
韩国为了在国内推广CDMA，向高通支付的专利费总额超过了100亿美元。
而华夏联通在2000年代初开始建设CDMA网络时，仅专利许可费一项，协议金额就达到了7亿多美元。
梁光明和邮电部是想在技术可行性之外，提前摸清这背后的经济账。
张舒沉吟片刻，没有回避。
“梁司长，根据我对高通当前策略的了解，以及参照他们和其他地区前期的接触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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