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中革军委于畚岭指挥部发布《关于赣南作战的命令》，亦称“突围战役命令”。这份电文，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正式宣告了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第一个任务：
（一）占领古陂、新田地域；
（二）前出至平石、安息、石背圩之线，为后续渡过信丰河创造条件。
各军团任务明确：红三军团攻占古陂，红一军团夺取金鸡、新田，红八军团以一个师钳制韩坊之敌，另一个师控制信丰河下游渡口并西渡至大龙坳头；红九军团则分兵阻击龙布、重石之敌，切断其联络线。全军须于二十日夜完成攻击部署，总攻时间视天候而定，或于夜半，或于拂晓。
在此之前，南昌行营内，蒋介石早已察觉红军动向异常。十月中旬，他匆匆赶赴南昌，与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等人研判红军意图。蒋氏判断红军有四条可能路径：入广东、入湘南、北进鄂皖、或走石达开旧路入黔川。他认为，若红军入粤，将遭粤军拼死抵抗；若入湘，则有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之险；若走湘西入黔川，则是“死路一条”。然而，此时蒋对红军真实意图尚未完全把握，电令中仍以“堵截”“追击”为主，未形成统一“围剿”部署。
十月十八日下午，蒋介石电令西路军何键部主力调往湘南，沿湘江东岸布防；南路军陈济棠部推进至粤湘边截击；桂军主力集结桂北；北路军薛岳部则担任追击任务。这一部署，虽显仓促，却为后续“追剿”埋下伏笔。
而在红军阵营中，中央早在十月十四日便电告各军团：粤敌已察觉我军南移，并派出飞机侦察。红军虽知行踪暴露，但仍按计划隐秘机动。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赣南信丰县新田百石村。晨雾未散，枪声已撕裂山间的寂静。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战士们如猛虎出闸，迎着粤军余汉谋部的火力，向百石外围制高点发起冲锋。机枪手迅速抢占山脊，炽热的弹雨倾泻而下，压制住敌军的工事。硝烟弥漫中，一道瘦削却挺拔的身影立于前沿阵地——正是年仅二十五岁的师长洪超。
他举着望远镜，目光锐利如鹰。眼见敌军溃退至村中一座青砖垒砌的“万人祠”围屋负隅顽抗，洪超眉头紧锁。这座围屋墙高壁厚，枪眼密布，成了顽敌最后的龟壳。红军战士高声呐喊“缴枪不杀！”，回应他们的却是冷枪与辱骂。几名喊话的战士应声倒地，鲜血染红黄土。
“顽固不化！”洪超一拳砸在掩体土墙上，眼中燃起怒火。他转身对传令兵厉声道：“炸开围屋东角！突击队准备强攻，坚决消灭敌人！”
话音未落，一声尖锐的流弹破空声掠过。洪超身体猛地一颤，额角绽开一朵血花。警卫员惊呼着扑上前，却见他踉跄一步，仍死死指着围屋方向：“不要管我……执行命令……消灭敌人……”
政治委员黄克诚闻讯狂奔而至时，洪超已倒在血泊中。他艰难地睁开眼，唇间挤出最后一丝气力：“不要管我……坚决……消灭……”未尽的话语戛然而止，二十五岁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赣南的秋日里。
当天，红一军团二师六团袭占金鸡，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占领百室，，一团夜袭新田。粤军余汉谋部全线撤退，红军乘胜追击，逼近信丰河。
次日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红一军团在版石圩与粤敌第一师激战，歼敌一团，俘敌三百余人，自身伤亡亦近四百。红三军团攻占古陂，追敌至安西。
在此期间，红八军团“济南”部奉命担任右翼后卫，“定南”师（红二十一师）在秋成指挥下，于十月十八日夜随军团主力渡过于都河，隐蔽向信丰河方向转进。于十月二十日秋成严格执行中革军委命令，21师前出佯攻并监视韩坊的敌人，23师则是沿山间小路昼伏夜行，向寨下、下港渡口疾进。
结果21师佯攻还没开始，红三军团六师十六团当天14时就攻占了韩坊。
在这之前......
陈济棠作为地方军阀，号称“南天王”，与蒋介石一直存在矛盾，曾三次通电反蒋。在“围剿”红军上，他们都有各自的算盘。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打算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企图把红军逼入粤境，然后借刀杀人。
陈济棠对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洞若观火，在与红军交手中也明白红军有着强大战斗力。陈济棠希望用中央苏区的红军作为隔断蒋介石的中央军渗透到广东的一道屏障。
被蒋介石封为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既害怕蒋介石入粤，也害怕红军因“围剿”而入粤。
为此，陈济棠在派兵部署第一道封锁线的同时，一方面摆出要与红军决战的架势，另一方面又暗地里派人与红军接触，搞“外打内通”“明打暗和”。
1934年7月，陈济棠就秘密派人到苏区，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双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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