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草地的红军右路军将士，面容黧黑，军装褴褛，许多人拄着木棍，步履蹒跚。持续七日的草地行军，耗尽了大部分人的体力，也吞噬了相当数量的生命。但此刻，站在班佑相对坚实的地面上，望着远处隐约的山峦轮廓，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对前路的急切，同时涌上心头。
班佑只是几处零散的藏民村落，房屋低矮，炊烟稀落。先头部队已经在此驻扎两日，勉强恢复了部分秩序。中央纵队、红军大学、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及红八军团陆续抵达，狭窄的河谷地带顿时挤满了人马。
饥饿，是此刻最尖锐的问题。
草地行军耗尽了携带的最后一粒青稘麦，最后一根野菜。许多战士在最后两日完全靠意志支撑，胃里早已空空如也。抵达班佑后，部队立即展开筹粮工作，但此地人烟稀少，存粮有限，杯水车薪。
就在此时，侦察兵带回重要情报：东北方向约六十里，位于包座河畔的包座（今若尔盖县包座乡），有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设立的兵站，储存有大批粮食、弹药，并有守军驻扎。包座是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控制此地，不仅能解决部队燃眉之急，更能打开北上通道。
右路军指挥部迅速研判形势。敌人显然企图以包座为支点，封锁红军北进路线，将其困死在草地与雪山之间。必须打掉这颗钉子。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班佑一处较大的牛粪棚内，右路军主要指挥员聚集开会。棚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和淡淡的牲口气息。徐总指挥、陈昌浩、叶参谋长以及中央军委领导人围坐一圈。
徐总指挥用木棍在泥地上划出简略地形：“包座分上、下两处。上包座有大戒寺，地势较高；下包座有求吉寺，临河扼路。据侦察，守军为一个团，分驻两地。但其援兵很快会到——胡宗南第四十九师正从松潘方向赶来，兵力约一万二千人，装备精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我们不能等敌人完全汇合。必须在四十九师抵达前，拿下包座，然后以逸待劳，打掉援兵。”
陈昌浩补充道：“中央指示，此战关乎全军北上生死，必须打好。考虑到一军团、三军团经过雪山、草地连续恶战，减员严重，体力尚未恢复，战役主力拟由四方面军部队承担。”
这时，一位中央领导人开口：“四方面军同志英勇善战，承担主攻理所应当。不过，我们还有一支力量，自进入藏区后一直未执行重大战斗任务，建制完整，装备齐全，士气正旺——红八军团。”
徐总指挥思考片刻，点了点头：“好。八军团加入，此战胜算更大。”
作战方案迅速敲定：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先以部分兵力包围包座守敌，迫其求援；集中主力伏击来援之第四十九师；待援敌被歼，包座守军不攻自破。
具体部署如下：
红三十军第二六四团负责进攻上包座大戒寺，围而不歼，诱敌来援。
红四军第十师负责进攻下包座求吉寺，力求速克，扫清侧翼。
伏击援敌的主力由红三十军（缺二六四团）与红八军团共同承担。红三十军一万三千余人负责正面突击分割；红八军团负责截断敌退路，并从侧后发动攻击，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红一军团、红一军团作为战役预备队，负责警戒松潘方向可能出现的其他敌军，并保障指挥部安全。
徐总指挥、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座无名山头上，便于观察全局。
“各部队务必于明日（八月三十日）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徐总指挥最后强调，“此战关键有二：一是求吉寺必须尽快拿下，确保我军侧翼安全；二是伏击圈要布得隐蔽，放敌深入，务求全歼。”
命令下达，各部立即行动。
红八军团临时军部设在班佑河边。秋成召集黄苏、邓萍、杨汉章、严凤才、孙永胜、刘干臣等人，传达任务。
“我们的位置在这里，”秋成蹲在地上，用石块和木棍摆出简易沙盘，“包座河自北向南流，大戒寺在北岸高地，求吉寺在南岸临河。敌军第四十九师从松潘来，必沿河东岸大道南下。伏击区选在包座河拐弯处的这片山林——两侧是山，中间是河滩谷地，道路穿行其中。”
他手指点在代表红八军团的位置：“三十军主力隐蔽在东西两侧山林，负责正面突击。我军秘密运动至南侧山岭，迂回到敌人来路后方，占领这个无名高地。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三十军先发动，将敌截成数段。我军任务：一，炮连集中火力轰击敌尾部，打乱其撤退部署；二，步兵从两侧山岭俯冲而下，截断敌回撤之路”
邓萍补充道：“关键在于隐蔽。敌人有一个师，警惕性不会低。我们必须做到两点：一，白天绝对静默，人马不得暴露；二，炮连的十八门迫击炮要提前进入预设阵地，做好伪装，射击诸元提前测算。”
秋成看向黄立：“炮连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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