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把枪。西班牙造的老式猎枪，单发装填，木头枪托，枪管上刻着我看不懂的外国字。打我太爷那辈起，这把枪就在老刘家了。太爷传给爷爷，爷爷又传给我爸。在东北这大山里，有一把好猎枪就是半个家当。爷爷拿着它打野猪、打狍子，枪声一响，整座山都能听见回音。村里人都羡慕，说老刘家的枪长着眼睛，指哪打哪。
可这把枪到了爷爷手里之后，才开始显露出它不寻常的地方。太爷传给爷爷的时候，拉着爷爷的手，压低了声音说过一句话：“这枪邪性，能拐弯。你瞄着正前方，子弹不定打到哪里去。我用了半辈子，伤过两个人，都是不该打中的。”爷爷当时年轻气盛，没当回事。太爷也没细说，只是叹了一口气，把那杆枪往爷爷怀里一塞，转身进了屋，关上了门。
爷爷真正信了太爷的话，是在他二十六岁那年冬天。
那年雪下得特别大，山里的雪没过了膝盖，踩下去“咯吱咯吱”响，拔出来得费老大的劲。爷爷一个人进山打熊，想弄张熊皮换钱，给家里添置年货。他在山里转了六七天，熊没见着，却在山坳里一棵老松树下看见一只狐狸。那狐狸趴在雪地里，浑身毛色黑红黑红的，黑底子，黄身子，嘴尖上一大团黑毛，在皑皑白雪中格外扎眼。爷爷知道规矩，老猎人都知道——这种狐狸不能打。它活了多少年没人看得出来，没准是正在修仙的仙家。可爷爷连着好几天没收获，心里急，看着那张皮子，脑子里全是集市上数钱的声音。他端起枪，眯起一只眼，准星对准了那只狐狸。
枪响了。声音在山谷里来回撞，震得树梢上的积雪簌簌往下掉。狐狸翻了两翻，蹬了蹬腿，断气了。爷爷走过去蹲下来，伸手去捡那只狐狸，可他的手刚碰到狐狸的身体，就停住了——那只狐狸的眼睛没有闭上。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天，眼珠子里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和爷爷模糊的脸。那眼神不是死动物的眼神，是活的，是盯着他看的。爷爷后背一阵发凉，可他还是把皮剥了，拿到集市上卖了个好价钱。那年春节，家里过得红红火火，爷爷买了糖果年货，奶奶扯了新布做了花衣裳，村里人都羡慕得不行。
初三那天晚上，老刘家聚了一大屋子人。炕上炕下坐满了，男人们喝着烧刀子，脸涨得通红，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女人们嗑着瓜子唠着嗑，满屋子烟酒气混着菜香，闹哄哄的。爷爷喝得脸红脖子粗，正跟人吹牛说他怎么一枪撂倒了一只大狍子，忽然外屋“砰”的一声巨响，震得窗框上的纸都抖了三抖。
那声音所有人都熟悉——是枪响。
屋里一下子静了，像是有人掐住了每个人的喉咙。酒杯停在半空，笑声卡在嗓子里。过了两秒钟，几个离门近的人率先冲了出去。打头的二叔一脚踢开外屋的门，就愣在了门槛上，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得干干净净。后头的人挤上去一看，全傻了。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才八九岁，直挺挺地躺在血泊里，脑袋炸开了花，红的白的淌了一地，墙面上溅得都是。那把猎枪倒在他身边，枪口还在冒着一缕细细的青烟，在冰冷的空气里打着旋。
那孩子是自己拿枪打的。可那枪挂在墙上，挂了好几年了，从没上过子弹。而且大伙儿从里屋冲到外屋，前后不到两秒钟，什么人都没看见。孩子不可能自己爬上桌子、取下枪、再装上子弹、再对准自己的脑袋——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道理。可事情就发生了，在二十几双眼睛底下。
爷爷从那以后就没摸过那把枪。他当天晚上就把枪从墙上取下来，擦净了油，用旧棉袄裹了，锁进了柜子里，钥匙揣进贴身的衣兜。那孩子家里没有猎人，没人懂得怎么摆弄枪。可那孩子的母亲后来在村口哭了好几天，哭得嗓子都哑了，逢人就说：“我儿子不会碰枪的，他不会的。”
爷爷老了以后，有一次喝了酒，红着眼眶对父亲说：“那只狐狸的眼睛，我这辈子忘不了。它看着我，像是在问我——你为什么要开枪？”
那把枪在柜子里锁了将近二十年。爷爷去世后，我爸把枪从老屋取出来，重新挂到了墙上。那时候我已经十来岁，记得那把枪的样子——枪托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使劲刮过，枪管发黑，挂在那儿像一根沉默的骨头，落满了灰。
我爸说，枪是传家的物件，不能扔。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看我，而是盯着那把枪，眉头拧着，像在犹豫什么。
没过几年，这把枪又出事了。
七九年夏天，东北开始热了。蝉叫得人心烦意乱。那天下午我在家写作业，我爸忽然脸红脖子粗地从外头跑进来，身后跟着表叔。表叔的裤腿上沾着泥，鞋面上全是土，像是赶了很远的路。我迎上去喊“表叔”，我爸却猛地冲我吼了一句：“滚屋去！不许出来！”那声音又急又硬，像是要把人撕碎。我吓得缩回了自己房间，把门关上，耳朵贴着门板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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