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江门,斑斑的二叔叫林国栋,家里最小的儿子。可他不像别家的小儿子那样被宠着惯着,他从生下来就是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发烧,咳嗽,喘不上气,瘦得像根竹竿,胳膊细得能掐住,皮肤底下的血管一根一根凸出来,像地图上的河流。村里同龄的孩子满院子追狗撵鸡,他只能坐在门槛上看,脸色蜡黄,嘴唇发白,连喘气都费劲。奶奶带着他跑了无数次县医院,查血、拍片、打针、吃药,什么招都试过了,病却一天比一天重。有个大夫私底下跟奶奶说,这孩子怕是养不大,您得有个心理准备。奶奶当场就哭了,哭完了擦干眼泪,继续抱着他求医。
到了四岁那年,国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凹进去,颧骨凸出来,躺在床上的时候像个纸人,薄薄的,轻飘飘的,奶奶抱着他,觉得怀里没有重量。他夜里总是惊醒,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喊“不要过来”,问他要什么,他不说,只是哭。奶奶整夜整夜睡不着,抱着他,拍着他的背,拍着拍着自己也哭了。
村里的老人说,你们别光往医院跑了,这孩子不是病,是撞了东西了。奶奶不信这些,可实在没了办法,托人打听到邻村有个姓陈的神婆,据说很灵,连夜抱着国栋去了。那是个冬天的晚上,风很大,吹得路边的竹子弯了腰,奶奶把国栋裹在棉袄里,走得跌跌撞撞,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里晃来晃去,照出路面上坑坑洼洼的泥。
陈神婆五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头发用一根银簪子别着,簪头雕着一朵梅花。她住在一间老屋里,屋里光线很暗,只点了一盏煤油灯,火苗在风里晃,把神婆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供桌上摆着几尊神像,看不清面目,香炉里的香灰积了厚厚一层,空气里全是檀香味,浓得发苦。
神婆看了一眼国栋,翻了翻他的眼皮,又掐了掐他的手指头,然后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奶奶抱着国栋站在堂屋里,大气不敢出,国栋缩在奶奶怀里,小手攥着奶奶的衣领,攥得死紧。神婆念了好一阵,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像在说话,有时像在唱歌,调子很怪,从来没有听过的调子。忽然她睁开眼,脸色变了,往后退了一步,脚后跟碰到供桌的腿,桌上的香炉晃了一下,香灰洒了出来。
“你家男人,以前是不是谈过一个姑娘?后来分了,那姑娘死了?”她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奶奶的耳朵里。那声音在寂静的老屋里来回撞,撞得窗户纸都在颤。
奶奶的腿软了。她扶着门框,指甲掐进木头里,掐出一道白印。嘴唇在哆嗦,下巴在抖,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是……他以前有个对象,家里不同意,后来那姑娘喝了农药……都二十年前的事了。”
陈神婆没有接话。她转过身,从供桌上取了三根香,点上,插在香炉里,对着烟雾看了很久。香烟笔直地升上去,到了半空忽然拐了个弯,朝门口飘去。神婆盯着那股烟,眉头越皱越紧。然后她慢慢蹲下来,伸手在国栋的额头上画了几下,嘴里又念了一通,念得更快了,像连珠炮一样。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灰布褂子上沾了一层白色的香灰,她拍了好几下才拍掉。
“那个女人跟着你儿子呢。就在他身边,身上发着蓝光,后背冒着一团红火。她不是要他的命,她是心里有怨。当年你男人不要她,她憋着一口气咽不下去,死了也不甘心。她不敢动你男人,就找你最小的儿子下手。小孩子阳气弱,最好欺负。”她的声音很低,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一股凉气,“你们家要是再晚半年找我,这孩子就保不住了。”
奶奶当场就给陈神婆跪下了,膝盖磕在青砖地上,“咚”的一声,声音很响。她抱着国栋跪在地上,哭着求她救救孩子。国栋被奶奶吓得也哭了,哭得浑身发抖,可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供桌后面的那个角落,盯着那里的一团黑暗,瞳孔里没有光。
陈神婆没有扶她,由着她跪着。她走到供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一叠黄纸和一支朱砂笔,弯着腰画了几道符。她的手腕悬空,笔尖在纸上走得又快又稳,红色的符咒在黄纸上像一条条扭动的蛇。她把符叠成三角形,塞进一个红色的小布袋里,系上红绳,挂在国栋的脖子上。红绳很长,垂到国栋的胸口,那个小布袋贴着他的皮肤,凉凉的。她又让奶奶回去以后,在国栋的枕头底下压一把剪刀,门框上挂一面圆镜,连挂七七四十九天。剪刀要开口的,镜子要铜的,旧的,不能是新的。最后她再三叮嘱:这孩子打今儿起,三年之内不能去水边,不能见丧事,不能走夜路。奶奶把每一条都记在心里,翻来覆去地背,怕忘了。
奶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一共二百三十六块,全是皱巴巴的毛票,有一毛的,有两毛的,有五块的,卷着边,散发着汗味和霉味。陈神婆收了,没有数,塞进供桌的抽屉里,“哗啦”一声,和别的钱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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