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广议”的旨意，如同一道闸门被提起。沉寂了不到三日的帝国官僚体系，瞬间被激活，旋即爆发出汹涌的评议狂潮。
修订馆，这座原本就处于风暴眼的小小官衙，彻底变成了信息的汇聚地与碰撞场。来自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的正式公文，来自各省督抚、布政使、按察使乃至知府的条陈奏折，还有通过各种私人渠道送达的士林名流书信、门生故旧的意见……如雪片般飞来，几乎要将馆内的几张长案淹没。
陈恪早有预料，但仍被这浩大的声势微微撼动。他立刻将团队重新编组，设立“文书分拣组”、“要旨摘录组”、“意见归类分析组”和“应对预案起草组”，由裴明、顾恺之、徐谦、沈括分头负责，自己则总揽全局，盯紧那些最核心、最尖锐的评议。
最初的几天，是混乱而焦灼的。文书太多，意见太杂，赞誉与攻讦齐飞，建设性意见与情绪化宣泄并存。
“陈大人，您看这份！”赵衡捧着一份厚厚的条陈，脸色有些发白，“是江南三位致仕阁老联名上呈的，通过通政司正式递送。里面……措辞极为严厉。”
陈恪接过，快速浏览。这三位老臣，皆是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理学泰斗、文坛领袖。他们在条陈中痛心疾首，称《新则》草案“以苛察为明，以猜防为智，尽弃我朝仁厚宽简之祖训”，“其‘财产申报’之制，直如商贾盘账，将堂堂士大夫视同市井之徒，廉耻何在？体统何存？”“若此风一开，天下士人心寒，谁复肯为朝廷效力？”最后甚至引用了“秦以吏为师，二世而亡”的激烈史论。
这代表了江南士林中最保守、最正统的声音，影响力巨大。
几乎同时，孙淼也递上一份：“大人，山西、宣府、大同几位镇守总兵官联署的军报式条陈，语气……很冲。他们说‘异地交流’若强推于边镇，将领无法久任熟悉防务，士卒无从信赖主官，一旦虏骑叩关，恐误军国大事。他们说……‘书生之见，不足谋边’。”
李振则拿着一叠来自六部各司的评议汇总，眉头紧锁：“户部、工部对考核量化指标争议极大，认为许多项目难以准确计量，容易产生纠纷；刑部认为‘考核与晋升直接挂钩’可能导致地方官为追求政绩而草率结案或隐匿案情；礼部……还是老调重弹，强调教化人心为本。”
都察院内部的评议也陆续送达，保守派御史们的意见自然是一片反对之声，但令陈恪稍感意外的是，也有几位素来中立或以刚直着称的御史，在批评某些条款过于严苛的同时，也肯定了草案“力图澄清吏治”的初衷，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看来，并非铁板一块。”裴明整理着这些意见，沉吟道，“即便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其诉求也各有不同。江南老臣重‘体统’‘名节’，边镇将领重‘实务’‘安全’，六部官员重‘可操作性’‘免责’。我们需要分而化之，区别应对。”
顾恺之点头：“而且，赞同或部分赞同的声音虽然微弱，但确实存在。除了之前何文渊转交草案后江南一些务实派的反馈，这次也收到了几份地方知县的条陈，他们久受胥吏豪强之苦，认为草案中的许多措施‘切中时弊’，‘若真能实行，乃百姓之福’。”
陈恪听着众人的汇报，目光却落在案头一份不起眼的、没有署名的信笺上。那是今早混杂在一堆公文中送来的，字迹工整却陌生。信中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列出了草案中关于“巡视组常态化”条款的三处潜在漏洞，并提出了具体的修补建议。其思路之缜密，对监察实务之熟悉，令陈恪暗自心惊。这绝非寻常官员或士子所能写就。
“这封信，是谁送来的？”陈恪问道。
众人传阅后皆摇头。苏十三检查了信封和送达记录，也无线索。
“或许是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实务派官员，或许是……陛下的人？”裴明猜测。
陈恪将信小心收好：“不论是谁，其建议很有价值，需认真研究。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从这浩如烟海的评议中，梳理出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几类意见，并制定系统的回应策略。”
接下来的几日，修订馆进入了高速的分析与应对状态。沈括带人将各类意见进行数据化处理，统计关键词频率，绘制意见分布图谱。徐谦则从理论层面，针对“败坏士人体统”“有违宽仁祖训”等意识形态攻击，撰写了一系列辨析文章，引经据典，逻辑严密，通过非正式渠道在士林中传播。
陈恪亲自操刀，起草给皇帝的《新则草案各方评议汇总及初步回应疏》。在这份奏疏中，他没有回避任何尖锐批评，而是将其归纳为“理念之辩”“实操之困”“地域之异”三大类，并逐一回应：
对于“理念之辩”，他重申“道术相济”“规矩所以成方圆”之理，强调清明吏治本身就是最大的“仁政”，苛察贪官污吏正是为了宽待黎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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