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目光投向观众席：“今天，我们将颁发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第三排。
彭洁缓缓站起身。
她手里捧着那个黑色丝绒盒子，一步一步走向主席台。深蓝色的制服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肃穆，二十四枚年度徽章随着她的步伐轻微晃动，发出几乎听不见的金属细响。
走到台中央，她没有立刻去接部长递来的勋章，而是先对着观众席，深深鞠了一躬。
直起身时，她打开了手中的丝绒盒子。
里面不是首饰。
是一叠用橡皮筋捆扎的、边缘卷曲的纸条。每一张纸条上都用不同颜色的笔迹写着名字、日期、症状、以及一个编号。
“这不是勋章，”彭洁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开，平静得像在交接夜班报告，“这是名单。”
部长愣住了。
彭洁将盒子放在讲台上，解开橡皮筋，抽出最上面一张纸条。纸张已经泛黄，字迹是二十年前的圆珠笔留下的。
“李秀兰，女，四十二岁，2003年7月14日参与‘增强型代谢功能’基因编辑实验志愿者招募。”她念道，声音很稳，“编号A-037。实验后三个月出现不明原因肝功能衰竭，2004年1月去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病毒性肝炎’，但尸检报告被销毁。”
她从盒子里抽出第二张。
“张伟，男，三十八岁，2005年11月参与‘神经突触效率优化’实验。编号B-112。实验后出现进行性肌肉萎缩，被诊断为‘罕见型渐冻症’。2008年去世。他的妻子至今认为丈夫是得了怪病。”
第三张。
“陈芳，女，二十五岁，2007年参与‘胚胎端粒酶活性增强’实验——她是孕妇，实验对象是她腹中三个月的胎儿。编号C-009。胎儿五个月时发现全身性水肿，引产后死亡。陈芳本人患上严重产后抑郁，2009年跳楼自杀。”
彭洁一张一张地念。
每念一个名字，观众席上就有一个人的身体轻微震颤——那是受害者的家属，今天也被邀请来了。有人开始低声啜泣，有人捂住了脸。
盒子里的纸条仿佛取之不尽。二十年的实验，数百名志愿者，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残了，有的在漫长的后遗症中苟延残喘。所有人都被承诺是“最前沿的医疗研究”，所有人都签署了厚厚的知情同意书——虽然那些专业术语他们根本看不懂。
“王建国，A-089。赵敏，B-205。周涛，C-117……”彭洁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丝颤抖，但她没有停下，“林晓月，G-003。她的婴儿，G-003-1。”
念到这里，她抬起了头。
“这些人，有的我认识，有的我只在档案里见过。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彭洁的目光扫过观众席，“他们都信任了白大褂。他们都相信，医院是救人的地方。”
她将最后一张纸条举高。
那是一张空白的纸条，只在中央用红笔写着一个问号。
“而这一个，”彭洁说，“代表所有我们还没来得及发现的名字。所有档案被彻底销毁、所有痕迹被抹除、连一个编号都没留下的名字。”
穹顶下死一般寂静。
部长递来的那枚勋章——用铂金和蓝色珐琅制成的精美徽章——还悬在半空中。
彭洁看着它，没有伸手去接。
“部长先生，各位委员，”她说，“我不接受这枚勋章。”
观众席响起一阵骚动。
“不是我不尊重这份荣誉，”彭洁继续说，“而是这枚勋章，不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
她转身，指向观众席的某个方向。追光灯顺着她的手指移动，照亮了一排穿着护士服的人——她们年纪各异，有的头发已经花白，有的脸上还带着刚毕业的青涩。
“那是李护士长，她在产房工作了三十五年，亲手接生了四千多个婴儿。三年前，她因为拒绝篡改一份基因检测报告，被调去了后勤仓库。”
灯光移动。
“那是张护士，急诊科的。去年有患者家属因为等不及大闹急诊室，举着椅子要砸医生，是她冲上去挡在了前面，肋骨断了两根。她说那是本能。”
灯光再次移动，扫过更多面孔。
“王护士，在传染病房非典时期连续工作七十二小时，自己感染了，肺纤维化到现在。赵护士，照顾阿尔茨海默症老人，被失控的老人打伤眼角，缝了八针，第二天又回来上班。刘护士，孙护士，陈护士……”
彭洁的声音终于哽咽了。
“这枚勋章，如果一定要颁发，”她转身看向部长，“请把它颁给所有在深夜里巡视病房的护士，所有在患者呕吐时第一个上前清理的护士，所有握着临终患者的手直到最后一刻的护士，所有在工资微薄、工作超时、不被理解的情况下，依然每天早上戴上护士帽的人。”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因为在那三年里，当我一个人坐在护士站整理那些证据时，当我害怕得手都在抖时，当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是不是该停下时——让我坚持下来的，不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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