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晨光就把信塞进了邮递员的车铃铛里。邮递员是个年轻人，刚来没几个月，脸圆圆的，笑起来像个小和尚。他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地址，说：“又是寄到南边去的？”晨光点点头。年轻人把信塞进挎包，和那些报纸、汇款单、别人的信挤在一起，然后踩上车子，铃铛叮铃铃地响着远去了。那身影在巷子里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巷子又安静下来。
晨光站在门口，看着巷子尽头。巷子很窄，两边是灰灰的墙，墙上爬着去年的丝瓜藤，干干的，黄黄的，风一吹就沙沙响，像老人在咳嗽。地上还是那些鞭炮碎屑，红红的，一片一片的，像从谁家娶亲的轿子上洒下来的花瓣，但已经脏了，破了，踩扁了，和泥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鞭炮哪是泥了。
丽媚在灶房里洗碗。水声哗哗的，碗碰着碗，叮叮当当的，像在吵架，又像在聊天。晨光走进去，看见灶台上放着一碗粥，稠稠的，冒着热气。粥旁边是一小碟咸菜，还是昨天的那个坛子里的，还是那个咸咸的味道，还是那个细细的切法。
“吃了去上学。”丽媚说。她没回头，还在洗碗，手泡在水里，红红的，肿肿的，像两根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
晨光端起碗，喝了一口粥。粥很烫，烫得他咧了咧嘴，吸了一口气，又吹了吹，吹得粥面皱起来，像一个小小的湖面起了风。他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慢到丽媚把碗都洗完了，慢到丽媚把灶台都擦干净了，慢到丽媚把中午要做的菜都切好了，他才喝完。
“妈，我走了。”他背起书包，书包带子太长了，在他屁股上一颠一颠的，像一只跟着他的小狗。
丽媚从灶房里追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塞进他书包里：“饿了好吃。”晨光想说带了，但没说。他接过馒头，馒头还是热的，热得透过书包的布，烫着他的后背，像一个小小的暖水袋，像一个小小的太阳，像一个小小的东西在那里暖着他，跟着他，陪着他走那条长长的路。
学校在镇上，走路要四十分钟。晨光走得不快不慢，沿着那条土路，经过那片麦地，经过那条小河，经过那个养猪场，经过那棵歪脖子柳树。麦地绿绿的，矮矮的，像一张铺在地上的毯子，但毯子是破的，东一块西一块的，有些地方秃了，露出黄黄的地皮，像癞痢头。小河里的水还是那么少，浅浅的，清清的，能看见河底的石头，石头上有青苔，绿绿的，滑滑的，像长了一层毛。养猪场里的猪在叫，嗷嗷的，一声接一声，像在喊饿，像在喊冷，像在喊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名字。
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晨光从后门溜进去，坐在最后一排。老师在黑板上写数学题，粉笔吱吱地响，响得像有人在抓玻璃，像有人在磨刀，像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地碎掉。晨光看着黑板，看着那些数字，数字在动，在跳，在变形，像一群不安分的虫子，在黑板上面爬来爬去，爬到他眼睛里，爬到他脑子里，爬得老处都是，但就是不肯排好队，不肯老老实实地变成一个答案。
“陈晨光。”老师叫他。
他站起来。
“这道题怎么做？”
他看了看黑板。黑板上写着：甲地到乙地的距离是120公里，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每小时行60公里，问几小时能到达？
“两小时。”他说。
“怎么算的？”
“120除以60等于2。”
“对。”老师点点头，“坐下。”
他坐下了。但他脑子里还在想那道题。甲地到乙地，120公里，开两小时就到了。那南方呢？从村里到南方有多远？那个人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还要转汽车，还要走很远的路，才到那个叫做部队的地方。120公里的好多好多倍，多到他算不出来，多到他不想算，多到他觉得那道题很难，很难很难，比黑板上的任何一道题都难。
下课了，同学们都跑到操场上去了。晨光没去。他趴在桌子上，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棵梧桐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丫伸着，像一个人把手举起来，想问什么问题，但老师没叫他，就一直举着，举了一整天，举了一整夜，举了一个冬天，举到现在，还在举着。
“晨光。”有人叫他。
他转过头，是张豪，他同桌。张豪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皮筋是红色的，很新，很亮，像两根红红的舌头伸出来。
“你看我爸给我做的。”张豪得意地说，拉了一下皮筋，啪的一声，弹了回去。
“好看。”晨光说。
“你爸呢？你爸给你做过什么？”
晨光没说话。他看着那个弹弓，看着那两根红红的皮筋，看着那个被皮筋勒得紧紧的丫字形树枝。他想起什么了，想起来很多年前，那个人也给他做过一个弹弓，用的是枣树的枝丫，皮筋是旧自行车内胎剪的，黑黑的，软软的，拉起来没有这么响，打出去的石头也没有这么远，但他玩了一个夏天，玩到皮筋断了，玩到树枝裂了，玩到那个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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