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敲击声。声音从院墙那边传来，不紧不慢的，隔着窗子听像是有人在用木槌敲什么东西。他翻了个身，看了一眼窗外的天——刚刚泛白，瓦片上的露水还没干透，一只麻雀站在檐角上歪着头啄翅膀底下的毛。他坐起来套上外衣，推开房门走出去。
院墙根底下蹲着一个人，背对着他，看不清是谁，只看得见半截灰布褂子和一顶旧草帽。那人正拿一把小木槌往墙上敲一个钉子，敲两下停下来用手掌按一按，再接着敲。墙面上已经钉好了两排钉子，每排四颗，整整齐齐的，像在排一支小小的队伍。
晨光走过去，脚步落在青砖地上带出轻微的声响。那人回过头来，草帽底下是一张圆胖的脸，两颊的肉松松地垂着，嘴角衔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圈。是街口杂货铺的孙胖子。
醒了？孙胖子把嘴角的烟卷拿下来，夹在耳朵后面，贺老师让我来钉的，说是要在墙上挂个东西。你来得正好，帮我扶一下这第三颗，我眼神不好使，老钉偏。
晨光蹲下来，用手掌按住钉子下面那块青砖。孙胖子对准了抡起小木槌，铛铛两下，钉子进去了大半截。他从兜里掏出一根细麻绳，在两排钉子之间绷直了，挽了个活结，又掏出一块灰蓝色的布来。
这是干什么用的？
贺老师说要挂个黑板。孙胖子把灰布抖开，是一块两尺见方的粗棉布，边角用蓝线锁过边，四个角上各缝了一个铜环。他把铜环往钉子上一挂，布面绷得平平整整，四角稳稳当当。他说院子里也能上课。
晨光看着那块挂在墙上的布。晨光从东边斜斜地照过来，刚好打在布面上，把棉布纤维的纹理照得清清楚楚。他伸手摸了一下，布面粗糙而厚实，像旧衣服改的，指尖滑过去能感觉到细小的毛刺。
贺老师人呢？
孙胖子拍了拍手上的灰，蹲在墙根底下摸出火柴来点他那根烟卷，吸了一口，烟雾在清晨的空气里散得很慢。一大早就出去了，说去山里转转。走之前让我来钉这个，还让我跟你说一声，去学校搬东西的事不急，等他回来再说。他吐了一口烟圈，眯起眼睛看它慢慢扩大，最后散了，贺老师最近是怎么了？以前从来不往墙上钉东西的，说怕把墙钉坏了。
晨光没答话。他又看了看那块布，布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但它的干净里头有一种等着被写满的架势，像一张嘴闭着，预备说话。他转身回屋洗了把脸，从灶台上摸了一块饼，也没热，就着凉水吃了。
出了院门往巷口走的时候，他看见那棵枣树下有人影。不是贺先生。是一个女人，穿件蓝底白花的布衫，头发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个髻，正弯腰拿一根竹竿往枣树上够什么。够了两下够不着，她踮起脚尖来，胳膊伸得直直的，竹竿尖尖在枝叶间拨来拨去。
晨光走近了才认出来，是隔壁孙婆婆家的女儿，叫孙玉兰的，在镇上卫生所当护士。她听见脚步声回过头，脸被晨光照得白里透红，鼻尖上沁着一层细汗。
你来得正好，她说，我妈说贺老师院子里的枣树叶子生了虫，让我来打点药。可我够不着高处的叶子。
晨光抬头看，果然有几片叶子边缘卷曲发黄，背面趴着细细的蚜虫。他接过竹竿，孙玉兰从地上拎起一只塑料喷壶递过来，壶嘴已经兑好了淡绿色的药液。他拧开盖子，仰着脸朝高处的枝叶喷了几下，药水雾蒙蒙地落在叶片上，凝成细珠子，顺着叶脉往下滚。
你妈怎么知道枣树长虫了？
她天天趴在墙头上看。孙玉兰用手背擦了擦鼻尖上的汗，笑了一下，贺老师的树就是她的树，长一片黄叶子她比贺老师还急。她蹲下去收拾地上的喷壶和药瓶，昨晚上她又趴墙头看了好一会儿，说贺老师屋里的灯亮到很晚。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
晨光把竹竿靠墙放了。没什么大事。贺老师下学期可能要调去管图书馆。
孙玉兰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她直起身来，把那瓶剩下的药掖进布袋子里，拍了拍手上的土。图书馆也不错，清静。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但手指头攥着布袋的带子，攥得指节发白。他这腰也经不住天天站讲台了。去年学校那堵墙塌的时候，他搬石头搬得手上全是血泡，我给他挑的。后来腰伤了他也不来看，还是我去学校找的他。
晨光看着她。孙玉兰比他矮一个头，仰起脸来的时候鬓边有一根碎发被风吹起来，贴在脸颊上。她的眼睛不大，但亮，亮得像刚擦过的窗玻璃。
那个新来的教务主任，晨光说，你认识吗？姓周的。
孙玉兰把布袋甩到肩上。见过两回。他来卫生所拿过一回药，说他失眠。四十出头，戴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悠悠的，每句话尾巴都往上翘，像在问问题。她学着那腔调说了一句护士同志，这个药——怎么吃——呢？，学得活灵活现的，晨光忍不住笑了。
那人都调来一个多月了，孙玉兰说，学校的老师没一个跟他熟的。他不跟别人走近，也不让别人走近他。公示栏里贴文件，他写的落款都盖着私章，不用手写签名。她顿了顿，贺老师不擅长跟这种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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