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四年的朝鲜半岛，连吹过的风都带着股卑躬屈膝的寒意。
庆尚南道的乡下学堂里，地板擦得锃亮。
教室正前方挂着一幅烫金边框的画像。
画里的人八字胡，眼神阴鸷，那是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天皇。
“伊藤宏吉！跪下！向天皇陛下谢罪！”
皮鞭抽在讲台上，发出啪的一声，炸得教室里的木屑乱飞。
十五岁的尹宏吉趴在地上，屁股上的棉裤早就被抽烂了，血水渗出来，把灰布料染成了黑紫色。
疼，火烧火燎，像有烧红的烙铁在肉里反复搅合。
但他没吭声，只是用那双细瘦的胳膊死死撑着地，不让脑门磕下去。
他抬头，咬着牙，“我不叫伊藤宏吉，我是朝鲜人。我叫尹宏吉。”
站在讲台上的日本教员，气得浑身发抖。
他手里的教鞭再次落下，这回是奔着脖子去的。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你是大日本帝国的顺民！没有朝鲜！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教员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名字，语言，祖宗，都是天皇陛下赐给你们的！你个不知感恩的畜生！”
周围的学生低着头，没人敢看。
他们有的已经改了姓，有的正在练习那别扭的日语。
在这个被奴化教育笼罩的半岛上，认命，是活下去唯一的法子。
尹宏吉被拖出教室的时候，半张脸肿得像馒头。
教员吐了一口唾沫，指着他的脊梁骨骂，“滚出学堂！从今天起，你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弃民！”
他一瘸一拐地往家走。
家在京城边上的破房子里，漏风。
爹娘坐在炕头纳鞋底。
见他这副模样回来，娘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爹却没说话，只是把烟杆子往炕沿上重重一磕，冷着脸进了灶房。
一会儿，爹端出一碗加了碎鸡蛋的糙米饭。
“没跪？”
爹问。
“没跪。”
尹宏吉嚼着米饭，眼泪合着血水咽进肚子里。
“好。”
爹干巴巴地说了一句，“你是尹家的种。记住了，宁可在野地里当狼，也不去日本人的槽头当猪。勿忘本，守气节。”
那是他这辈子听过最重的话，也被他刻进了骨头里。
没过两年，爹娘相继病死在那个漏风的屋子里。
尹宏吉成了孤儿，也成了朝鲜流民。
他在日本本土流浪了七年，在大阪的钢铁厂抡过大锤，在神户的码头扛过麻包。
日语他讲得比日本人还顺溜。
这是自保的本事。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结识了一帮和他一样，心里揣着火种的人。
其中有个比他大好多岁的大哥，叫金久。
金久长得壮，像座黑漆漆的山。
他话不多，但那双手杀过人。
那是练朝鲜花郎道练出来的手，指节上全是厚厚的老茧，腿能踢碎磨盘。
尹宏吉崇拜他，每当金久在大火堆旁演示那种能瞬间折断敌手脖颈的武技时，尹宏吉都会觉得，这才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而他自己，太瘦了，也太弱。
他只能上台演讲，在那些废弃的仓库里，对着一群满面风霜的同胞喊，“我们的血不是冰，我们的家在那头！”
演讲是能暖人心，却杀不了鬼子。
那年由于策划刺杀关东军高官未果，金久与好多同胞都被抓了。
尹宏吉变卖了身上唯一的怀表，换了一张去沪上的船票。
到了沪上，他在虹口租了个小单间，靠卖点蔬菜，送点杂货营生。
虹口是日本人的地盘，到处是浪人和兵，但他得待在那儿，因为那里的烂泥里，藏着很多不愿回头的朝鲜义士。
一月二十八日那天，日本人对沪上动手了。
战火烧到了他的窗子底下。
日本飞机的轰鸣声像恶鬼在叫，闸北方向的火光照亮了整个黄浦江。
尹宏吉推开窗，看见大批大批的日军陆战队在街头集结。
他在虹口待了这么久，头一次感受到那种令人绝望的压抑。
直到那天清晨。
四川北路的早雾还没散，尹宏吉刚穿好衣服，准备去菜场拉货。
一队杀气腾腾的华人毫无预兆地闯进他的视线。
带头的那个人年纪不大，穿着脏兮兮的西装马甲，身上挂着一把冲锋枪，手里还横提着一杆大枪，那枪尖在晨光里亮得刺眼。
他走得极快，步步生风，满身的血腥味隔着一条马路都能闻见。
这里不是虹口腹地吗？
这些华人是怎么杀进来的？
前面不是在打仗吗？
尹宏吉吓得缩回了脑袋，只留一条缝，死死盯着外面。
他看见了一场屠杀。
一百多个平日里在虹口横行霸道的黑龙会浪人，与他们碰了个正着。
那个带头的汉子，面对几十把武士刀和三八大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抬手就是三枪，直接崩碎了浪人头领的天灵盖。
紧接着是屠杀。
真的是屠杀。
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武士刀，在那群华夏人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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