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潮水，漫过波士顿查尔斯河解冻的冰凌，漫过北京玉渊潭新发的柳芽，也漫过了苏诺和瑞丞博士生涯里那个漫长而滞重的“啃硬骨头”阶段。日历无声地翻到了博士第五年的秋天。
苏诺的“回归基础”没有立刻带来模型与数据的完美契合，却像一场静水深流的思想沉淀。当她暂时搁置那些繁复的模拟参数，重新用最朴素的天体物理图像去审视那些桀骜不驯的观测数据时，一些曾被复杂模型掩盖的简单事实，反而清晰地浮现出来。她发现，那些模拟与观测偏差最大的区域，往往与星系中已知的、大质量恒星团形成的位置高度重合。这些区域，不仅是能量注入的“热点”，更是化学元素增丰的“工厂”，其剧烈的辐射和物质外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局地星际介质的电离状态、温度分布，甚至磁场结构——而这些次级效应，在她之前的模型中，要么被高度简化，要么被完全忽略了。
一个全新的、整合性更强的理论框架雏形，开始在她脑海中缓慢成形。她不再试图用一个统一的“大模型”去覆盖所有，而是转向构建一个“模块化”的框架：将星系尺度的整体规律作为背景，重点嵌入那些“热点”区域的精细物理模块，并仔细考虑它们之间的非线性耦合与反馈。这个思路得到了陈老师的肯定，但也意味着更为艰巨的工作量——她需要为每一个“模块”寻找坚实的观测依据和理论支撑，并重新设计耦合它们的数值方案。
与此同时，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摆在面前：她的博士资助即将在第六年年初到期，而按照目前进度，完成这个新的框架并产出足够分量的成果，至少还需要一年半到两年。这意味着她必须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或者争取系里的延期支持。陈老师为她争取到了一个竞争激烈的“青年学者研究基金”的申请机会，但成功率不足百分之二十。申请材料需要一份极其出色的研究计划，以及强有力的初步成果展示。
压力再次从四面八方涌来，但这一次，苏诺感觉自己脚下踩着的，不再是流沙，而是经过沉淀后相对坚实的岩层。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其难度，但少了些彷徨，多了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
瑞丞的世界则在另一个维度上经受着洗礼。他的论文经过 arXiv 上的“优先权争夺”和后续几轮修改，终于被领域内一本声誉卓着的期刊有条件接收。条件是补充几个与最新宇宙学观测数据的定量对比，并更清晰地阐述其理论预言对未来观测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也意味着更多细致的工作。
然而，更大的风暴来自他个人未来的抉择。艾弗里教授在一次例行谈话中，看似随意地提及，如果瑞丞对博士后位置感兴趣，他可以写“非常强有力的推荐信”，并暗示了几个可能的选择：留在哈佛跟另一位教授做更偏向现象学的研究，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更理论化的深造，或者去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理论组，尝试将弦论思想与粒子物理的实验前沿更直接地结合。
每一个选择都通往截然不同的学术路径和生活方式。留在哈佛意味着舒适区的延续和更直接的资源；普林斯顿是纯粹理论思维的圣殿，但也可能离“可检验”的物理学更远；CERN则充满了将最抽象的理论与最宏伟的实验结合的可能性，但竞争也必然更加激烈。更关键的是，这些选择背后，是他与苏诺已经持续了五年、横跨太平洋的分离状态，可能还要继续延长，甚至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如果他去欧洲，时差和距离又是新的变量）。
他必须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不再仅仅关乎学术兴趣，更关乎他对未来生活图景的想象，以及，他与苏诺之间那份早已超越寻常恋情、却又因长久分离而变得有些抽象的关系，该如何安放。
他们依然定期视频，话题却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涉足这些现实的、甚至有些沉重的未来议题。
“陈老师帮我争取的那个基金，申请截止日期下个月。”苏诺在视频里说，背景是她堆满书籍和草稿纸的书桌，“研究计划我写了个初稿，感觉还是不够有冲击力。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机会。”
“你的新框架思路很有原创性，把观测到的‘反常’作为构建新理论的线索，而不是简单地用复杂模型去‘拟合’。”瑞丞仔细地看着她共享屏幕上的计划书大纲，“关键是，要清晰地展示出这个框架的‘繁殖能力’——不仅能解释你手头的数据，还能对其他相关观测做出新的、可检验的预言。哪怕只是定性的方向。”
“嗯，我在补充这部分。”苏诺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笔，“就是时间太紧了。感觉像是在跟时间赛跑。”
瑞丞沉默了一下，问：“如果……基金申请不顺利呢？有其他备选方案吗？”
苏诺咬了咬嘴唇：“系里可能还有一点教学助理的岗位，但钱很少，而且会占用大量时间。或者……先找个博士后的位置，哪怕课题不完全吻合，先过渡一下。”她说得有些艰难，因为这并非她最理想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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