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19日，星期二，农历十月初九，晴。
早晨醒来，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像给世界蒙了层毛玻璃。
我呵出一口白气，从被窝里爬起来。屋里暖气片散发着温吞的热度，厨房传来母亲煎鸡蛋的滋啦声，还有父亲收音机里早新闻的模糊声响。
匆匆吃过早饭，我裹紧浅蓝色羽绒服，从抽屉里拿出晓晓去年冬天送我的黑色皮手套戴上，背上帆布书包，推车出门。
母亲在身后嘱咐：“路上慢点骑，地有霜，滑！”
刚过六点半，冬日的清晨冷得透彻。风像小刀子似的往衣领里钻，但戴着皮手套的手握着车把，指尖是暖的。
呼出的白气在眼前短暂停留又迅速散去。街道两旁的杨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远处南山的山脊线覆着一层薄雪，在晨光中泛着淡淡的银光。
骑车到晓晓家院外时，她已经等在门口，正踩着脚取暖。
她穿着粉红色羽绒服，灰色围巾把半张脸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看见我，那眼睛弯成了月牙。
“莫羽早！你再不来我就要变成‘冻土板块’了！”她小跑过来，羽绒服摩擦发出窸窣声。
高中以来，她还是像初中时那样叫我“羽哥哥”，但每次叫我名字时，尾音总带着一点儿特别的轻柔。
“抱歉抱歉，我妈今早煎蛋多煎了三十秒。”我稳住车子，“快上来，动起来就暖和了。”
晓晓侧坐上自行车后座，动作熟练得很。这个习惯从初一延续到现在——1993年秋天，我刚转学到四中，第一天上学就在偌大的校园里迷了路，是她从人群中走出来，领着我穿过三条满是藤萝花架的走廊，找到初一（3）班的教室。
第二天早晨，她就在院门口等我：“一起走吧，反正顺路。”这一“顺路”，就顺了整整三年多。
“早呀！”我蹬起车子，轮胎碾过结霜的地面，发出细碎的咯吱声，“冷不？”
“还好，不冷！”她说着，轻轻环住我的腰。那一瞬间，隔着厚厚的羽绒服也能感受到的温度，让冻僵的后背微微一暖。
她接着说：“再说了，我就是你‘欧亚板块’上唯一不漂移的固定点。固定点嘛，就得耐寒。”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又软又暖。
固定点……是啊，从1993年秋天那个慌乱的早晨开始，这个“固定点”就牢牢地锚定了我在四中的全部轨迹。
那时刚转学来的我，内向得几乎透明，是她第一个对我露出毫无芥蒂的笑容，在陌生的教室里指着旁边的空位说：“坐这里吧，以后我们就是同桌了。”
初二，当那种懵懂的情愫像藤萝花一样悄悄探出触须时，是她陪我走过放学后洒满夕阳的操场，听我磕磕巴巴地讲解一道其实她自己也会的数学题，眼神亮晶晶的，像盛满了碎钻。
初三，是我最灰暗的时期，近视的模糊、胰腺炎的剧痛、一中选拔考试的出局，感觉自己像一块被从大陆架上剥离的碎片，是她从一中打来电话，声音穿过听筒，清晰而坚定：“四中的藤萝花明年还会开，我等你。”
直到去年秋天——高一开学后不久，她突然出现在高中部的走廊，逆着九月的阳光，书包带滑到肘弯，对我说“我转学回来了”，我才惊觉，这块我以为会随着地理距离渐渐漂移的“陆地”，从未真正远离过。
三年多，从十三岁到十六岁，从懵懂到明晰，她始终在那里，像地图上那个最核心、最稳定的坐标。
“那你这固定点可得栓牢了，”我笑着说，声音里带着只有我们自己懂的重量，“别让我这外来板块漂丢了。”
“丢不了。”她声音里带着笃定的笑意，“我拴的是死结。再说了，你这‘外来板块’不是已经俯冲连接三年多了嘛，早就焊死了。想漂？问过我这‘固定点’同意了吗？”
车子碾过冻得硬邦邦的路面，嘎啦嘎啦地响。
几个早起锻炼的老人在空地上打太极，动作缓慢得像“板块漂移”，一招一式都带着岁月的沉淀。
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蹦跳着往学校走，红领巾在灰蒙蒙的冬日清晨里显得格外鲜艳，像跳跃的小火苗。
七点整，我们准时抵达四中高中部门口。校门口已经有值周生在站岗，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
“早啊莫羽！早啊晓晓！”莉莉从后面追上来，齐肩短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脸颊冻得红扑扑的。
她书包拉链上挂着一枚小萨克斯风金属挂件，随着跑动叮当作响——初三那年我最低谷时，她是我的同桌，也是唯一一个陪我留在四中读高中的初中同学。
“早啊，莉莉！”晓晓笑着应道，从后座跳下来，动作轻巧。
“莉莉，你头发被风吹成鸡窝了！”我锁好车，打趣道，“今天这‘造型’挺别致啊。”
“这叫‘萨克斯风造型’好不？”莉莉甩甩头发，挂件又响了几声，“自由，即兴，随性——我们音乐老师说的。对了晓晓，昨天的历史笔记借我抄抄呗，我有个地方没记全。沈老师讲安史之乱那段太精彩了，我光顾着听故事，笔记漏了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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