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照把空杯子还给江俞白，指尖冰凉。她低头看向掌心，一道红痕清晰可见，是方才握杯留下的印记。走廊灯光太亮，映得她脸色苍白。她站在化妆间门口，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弥漫着油漆、胶水和金属架子的味道——主摄影棚正在搭建新场景。
她还没离开，便戴上耳机。钢琴声缓缓响起，并非原曲，而是江俞白昨夜即兴弹奏的一段小调。节奏缓慢，仿佛心跳将停未停。她闭上眼，轻轻掐了一下手心，传来一阵钝痛。这点痛意让她清醒。
她演过情绪戏。三年前那部青春剧，她也曾整夜落泪，只为演好分手一幕。那时的眼泪是“演”出来的。剧本写着“她很难过”，她就回忆过往委屈，逼自己流泪。但这次不同。导演没有给出具体指令，只说：“你要相信，你就是那个跳了十年芭蕾却无人铭记的女孩。”
她必须自己想明白——为什么难过。
候场区的椅子坚硬，久坐后腰背酸胀。她没动，依旧挺直脊背，这是偶像时期养成的习惯：肩膀收紧，下巴微扬，随时准备微笑面对镜头。可她早已筋疲力尽。连续十七天拍摄，每天超过十二小时。她的脚趾甲裂了两片，舞鞋内沾着干涸的血迹。
副导演走来，脚步轻缓，似乎怕惊扰她。身旁是一位穿着灰色毛衣的老演员，头发花白，眼角布满皱纹。他是周维安，圈内人称“定海神针”，常饰演沉默坚毅的父亲角色。他曾获终身成就奖，退居幕后多年，此次为这部电影复出。
“我们先对一下节奏。”周维安声音低沉，却清晰有力。
沈照刚要点头，他忽然开口：
“你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吧？”
这句话不在剧本中。
沈照一怔，身体微微晃动。这句问话像一把钥匙，骤然打开她心底尘封已久的角落。脑海里瞬间浮现画面——医院走廊尽头那扇门，她拖着行李箱站在外面，航班延误六小时。等她冲进病房时，人已离去，床铺空荡，监护仪熄灭，只剩一瓶未喝完的葡萄糖吊液，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剧中那位男人，是她角色唯一的亲人，也是唯一真正懂得她舞蹈的人。他在病床上听她讲述每一支新编的舞，会用颤抖的手写下评语：“这一段，像风穿过树林。”而她为了赶赴一场海外演出，错过了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她的呼吸变了，急促而浅薄，胸口起伏不定。她没有反驳，也没有出声，只是站着，眼神一点一点暗下去。
周维安又说：“你以为你在坚持梦想，其实你是在逃避失去他。”
声音更轻，却如重锤落下。
沈照眼眶泛红。她没有哭，也没有动作，但她整个人变了。那种精心维持的姿态——那份完美无瑕的外壳——正悄然崩塌。肩膀垂落，头颅低垂，脖颈弯出一个疲惫的弧度，像一棵被风雨吹袭已久的树，终于无力支撑。
场记打板，清脆一声。
镜头推进。
她站在空旷的练功房里，脚尖点地，缓缓旋转。动作标准，每个角度都精准到位，却毫无光彩。镜中映出她的脸，眼神空茫，不知望向何处。她停下，伸手抚过墙上的划痕——那是十年前她第一次完整跳完独舞时，用舞鞋尖刻下的记号。指尖滑过那道线，仿佛触到了过去的自己。
导演盯着监视器，眉头微皱，却没有喊卡。
她走向角落，拿起一件叠好的演出服。衣服陈旧，边角磨损，领口缝着一块颜色不同的布料——是当年不小心烧坏后亲手修补的。她将衣服贴在脸上，轻轻吸了一口气。布料上有樟脑味，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熏香，是他生前常点燃的那种。
然后她慢慢蹲下，抱着衣服蜷缩成一团，额头抵在膝盖上。摄像机绕至正面，拍到她睫毛轻颤，一滴眼泪无声滑落，落在衣襟上，洇开一小片湿痕。
“过！”导演低声说，生怕打破这份氛围。
沈照仍坐在地上，喘息未定。助理想上前搀扶，却被江俞白拦住。他站在录音帐篷外，手中握着监听设备，刚才那场戏的所有声音——呼吸、抽泣、衣物摩擦地面的细微声响——都被清晰收录。他始终戴着耳机，神情专注，仿佛在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是否真实。
片刻后，他走过来，蹲下身，将耳机递给她。
“听这个。”他说。
沈照接过耳机，贴于耳畔。里面传来的是她自己的声音。从第一口深呼吸开始，到最后一声哽咽结束。她听着听着，忽然笑了，泪水也随之滑落。笑声极轻，带着鼻音，像是不敢相信。
“原来我……能这样演。”她说，嗓音沙哑。
江俞白看着她，目光平静：“你不只是能，你是做到了。”
两人不再多言。工作人员开始更换场景，搭起一座小型舞台。这是芭蕾独舞的戏份，要拍摄她穿着舞鞋跳完男主为她创作的最后一支舞——《未竟》。这支舞是他临终前所留的遗作，乐谱残缺，动作不全，仅存一段零散谱子与几句注解：“这一段，应是你转身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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