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照把空杯子还给江俞白,指尖冰凉。她低头看向掌心,一道红痕清晰可见,是方才握杯留下的印记。走廊灯光太亮,映得她脸色苍白。她站在化妆间门口,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弥漫着油漆、胶水和金属架子的味道——主摄影棚正在搭建新场景。
她还没离开,便戴上耳机。钢琴声缓缓响起,并非原曲,而是江俞白昨夜即兴弹奏的一段小调。节奏缓慢,仿佛心跳将停未停。她闭上眼,轻轻掐了一下手心,传来一阵钝痛。这点痛意让她清醒。
她演过情绪戏。三年前那部青春剧,她也曾整夜落泪,只为演好分手一幕。那时的眼泪是“演”出来的。剧本写着“她很难过”,她就回忆过往委屈,逼自己流泪。但这次不同。导演没有给出具体指令,只说:“你要相信,你就是那个跳了十年芭蕾却无人铭记的女孩。”
她必须自己想明白——为什么难过。
候场区的椅子坚硬,久坐后腰背酸胀。她没动,依旧挺直脊背,这是偶像时期养成的习惯:肩膀收紧,下巴微扬,随时准备微笑面对镜头。可她早已筋疲力尽。连续十七天拍摄,每天超过十二小时。她的脚趾甲裂了两片,舞鞋内沾着干涸的血迹。
副导演走来,脚步轻缓,似乎怕惊扰她。身旁是一位穿着灰色毛衣的老演员,头发花白,眼角布满皱纹。他是周维安,圈内人称“定海神针”,常饰演沉默坚毅的父亲角色。他曾获终身成就奖,退居幕后多年,此次为这部电影复出。
“我们先对一下节奏。”周维安声音低沉,却清晰有力。
沈照刚要点头,他忽然开口:
“你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吧?”
这句话不在剧本中。
沈照一怔,身体微微晃动。这句问话像一把钥匙,骤然打开她心底尘封已久的角落。脑海里瞬间浮现画面——医院走廊尽头那扇门,她拖着行李箱站在外面,航班延误六小时。等她冲进病房时,人已离去,床铺空荡,监护仪熄灭,只剩一瓶未喝完的葡萄糖吊液,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剧中那位男人,是她角色唯一的亲人,也是唯一真正懂得她舞蹈的人。他在病床上听她讲述每一支新编的舞,会用颤抖的手写下评语:“这一段,像风穿过树林。”而她为了赶赴一场海外演出,错过了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她的呼吸变了,急促而浅薄,胸口起伏不定。她没有反驳,也没有出声,只是站着,眼神一点一点暗下去。
周维安又说:“你以为你在坚持梦想,其实你是在逃避失去他。”
声音更轻,却如重锤落下。
沈照眼眶泛红。她没有哭,也没有动作,但她整个人变了。那种精心维持的姿态——那份完美无瑕的外壳——正悄然崩塌。肩膀垂落,头颅低垂,脖颈弯出一个疲惫的弧度,像一棵被风雨吹袭已久的树,终于无力支撑。
场记打板,清脆一声。
镜头推进。
她站在空旷的练功房里,脚尖点地,缓缓旋转。动作标准,每个角度都精准到位,却毫无光彩。镜中映出她的脸,眼神空茫,不知望向何处。她停下,伸手抚过墙上的划痕——那是十年前她第一次完整跳完独舞时,用舞鞋尖刻下的记号。指尖滑过那道线,仿佛触到了过去的自己。
导演盯着监视器,眉头微皱,却没有喊卡。
她走向角落,拿起一件叠好的演出服。衣服陈旧,边角磨损,领口缝着一块颜色不同的布料——是当年不小心烧坏后亲手修补的。她将衣服贴在脸上,轻轻吸了一口气。布料上有樟脑味,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熏香,是他生前常点燃的那种。
然后她慢慢蹲下,抱着衣服蜷缩成一团,额头抵在膝盖上。摄像机绕至正面,拍到她睫毛轻颤,一滴眼泪无声滑落,落在衣襟上,洇开一小片湿痕。
“过!”导演低声说,生怕打破这份氛围。
沈照仍坐在地上,喘息未定。助理想上前搀扶,却被江俞白拦住。他站在录音帐篷外,手中握着监听设备,刚才那场戏的所有声音——呼吸、抽泣、衣物摩擦地面的细微声响——都被清晰收录。他始终戴着耳机,神情专注,仿佛在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是否真实。
片刻后,他走过来,蹲下身,将耳机递给她。
“听这个。”他说。
沈照接过耳机,贴于耳畔。里面传来的是她自己的声音。从第一口深呼吸开始,到最后一声哽咽结束。她听着听着,忽然笑了,泪水也随之滑落。笑声极轻,带着鼻音,像是不敢相信。
“原来我……能这样演。”她说,嗓音沙哑。
江俞白看着她,目光平静:“你不只是能,你是做到了。”
两人不再多言。工作人员开始更换场景,搭起一座小型舞台。这是芭蕾独舞的戏份,要拍摄她穿着舞鞋跳完男主为她创作的最后一支舞——《未竟》。这支舞是他临终前所留的遗作,乐谱残缺,动作不全,仅存一段零散谱子与几句注解:“这一段,应是你转身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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