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沃克。二十二岁，陆战队第四连步枪手。
档案上被写过“懦弱”，然后划掉了，改成“未测试”。划掉那两个字的人是德尔文。他用一条极直的横线从字头划到字尾，被划掉的两个字仍然清晰可见——“懦弱”的笔画透过横线若隐若现，像一个被擦掉但侧光下仍能看到痕迹的旧伤疤。我知道这两个词的区别。“懦弱”是判断，意味着机会没有了。“未测试”是等待——是有人在纸上留出一片空白，等你用行动去写满。他等到了。
我父亲是个退伍老兵，在战争中丢了一条腿。他把假腿敲得咚咚响，站在征兵站门口对我说，沃克家不出怂包。就这一句。说完他就走进屋里，假腿在门槛上绊了一下，他没有低头看。他从来不怎么说话——不是沉默寡言，是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他这辈子跟我说过的最长的一段话，就是我入伍前一天的这六个字。
入伍测试每一项都只是刚过及格线。心理评估那一栏写着：应激反应偏强，不建议担任突击任务。我的连长从来没有把我派到前线去过。他让我管弹药库。我把上千箱弹药全部登记造册，每一箱的批次号、数量、入库日期、存放位置，能闭着眼睛说出来。连长随机抽了三个批次号，我在几秒内把对应弹药箱的所有信息全部报了出来，没有查账本。他沉默了很久，说，你去仓库吧。那个语气不像是表扬，也不像是失望——更像是把一个齿轮放回它应该在的位置。
出发那天我站在帐篷角落里，低着头看自己的靴尖。靴尖旁边有一只蚂蚁在沙袋上爬。它爬过了沙袋的褶皱，爬过了折叠桌的桌腿，爬过了期特凡落在地上的烟灰。它从烟灰旁边绕过去了，绕了一小圈，然后继续爬。我想，蚂蚁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它只是爬。如果能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好了。
在废墟里我是最后一个。我的步枪保险开着，手指搭在扳机护圈外侧。枪是德尔文在出发前亲自换给我的——他把自己配枪的备用枪管换上去，校准了很久，不是让军械士校准，是他自己动手。他一个海军司令，抽时间给一个二十二岁的步枪手校准枪管。
我一直在盯着队伍后方，每走十几步就回头看一眼。不是怕后面有东西跟上来，是怕自己跟丢。我的呼吸很急，胸口起伏得快，像一只被装在笼子里的兔子。但我的枪口很稳——不是因为不怕，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枪口上。我怕的东西太多了，分不出多余的注意力去怕被丧尸追上。这就是德尔文在“未测试”里等的东西。不是等我不怕——是等我证明，怕也可以是一种战斗力。
期特凡把硬币塞给我的时候，我没有接。他把那枚淡金色的特恩币从内袋里掏出来递到我面前，手掌在微微发抖。我知道他想把硬币留给我——他怕自己回不去。但我知道自己可能也回不去了。我接不接？接了，就给了他一个承诺。但我能不能活到兑现承诺的那一刻？不一定。如果承诺了却做不到，比不承诺更残忍。
我把硬币推回去，按在他胸口那个原来揣着它的位置。布料上已经被硬币磨出了一块极小的圆形凹痕——他每次紧张都会用手指去按那个位置，按久了，纤维被压缩成了一个圆。我把硬币按在那个凹痕上，边缘正好卡进去，严丝合缝。
他骂了一句“怂包”，然后笑了。那个笑不是强装的——是平时在菜市场上跟熟客打招呼的笑。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嘴角往上一扯，露出一点牙。我见过他在军营里摆小摊的样子。他卖过烟，卖过酒，被宪兵抓了好几次，出来继续卖。他贪财，但他贪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老家。他妹妹叫期晓梅，东川省纺织厂职工，丈夫阵亡，独力抚养两个孩子。他那个贪财的运输兵，比所有人都更像一个人。
跑回封锁墙的最后一段路，我背后是暗绿色的光雾和越来越近的丧尸脚步声。脚步声很近，近到我能分辨出不同丧尸脚掌落地的区别。重甲重锤的步子沉，每一步都像大锤砸地面。镰刀丧尸脚底的晶体化组织踩在碎石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丧狗跑得最快，脚掌的晶体化硬壳跑起来像指甲刮过玻璃。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支由死物组成的交响乐队。
期特凡在我前面停下了。他站住脚，把手枪从腰间拔出来，把最后一枚弹匣推进枪膛。弹匣卡榫咬合的声音极清脆。他没有回头。他说，走，样本不能断。他的声音很稳。不是刻意压制恐惧的稳——是做出决定之后身体和声音自动进入的那种稳。
我背着背包跑过最后一段碎石路。靴底在碎石上打滑，好几次差点摔倒，但每次都在摔倒前用手撑住了地面。背包里的玻璃管在轻轻碰撞，发出极细微的叮当声。那些淡金色的液体是前两支回收小队用命换来的，是伯雷茨用爆炸换来的，是内马科用血换来的。它们不能碎。
我跑到铁门前。铁门厚得能挡住炮弹，表面被弹片划过无数次。中间有一个极窄的传递口，刚好够一个背包侧着塞进去。我把背包卸下来推进传递口。背包卡在边缘——太窄了。我推了一下没推动，又推了一下，背包挤过窄口，布料和铁皮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然后掉在封锁墙内侧的地面上，落地的声音很闷。我听到背包里玻璃管轻轻碰撞的叮当声。那声音穿透了铁门，穿透了炮火声，穿透了我耳朵里因为剧烈奔跑而产生的血液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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