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荒芜寸草不生。
后来你来这里走了一遭。
奇迹般万物生长。
这里是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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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伯雷茨。三十四岁，陆战队第三连爆破手。
档案上被写过一个词——“无情之人”。写这个词的人叫克罗尔，军港警备司令部副官。他把“情”字的最后一点压成了墨团，然后抬头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个词吗。我说知道。他说你不解释？我说不解释。他把笔帽盖上，看了我很久，说，去吧。
克罗尔死了。死在军港码头，被骨刃从右肩斜切到左肋。死前在德尔文掌心里划了一道竖线，从掌根到指尖。防线移交。他说了两个字：值了。我当时不在码头上，在第四防线外围的废墟里埋爆破索。通讯频道里有人喊“克罗尔阵亡”，我把引爆器的保险栓拔出来又插回去，继续埋。
我不是无情。我只是知道，战场上每一秒都有人在死。如果我停下来为每一个死掉的人难过，下一个死的就是我旁边的人。
我十四岁下井。父亲是矿上的爆破工，一米六出头，背有点驼，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炸药崩掉过一截。他喜欢坐在门槛上用搪瓷缸喝散装白酒，喝完敲着门槛哼一首没人知道名字的老歌。他死在塌方里——把炸药背进塌方区，炸开碎石救出三个工友，自己没跑出来。救援队只挖出他一只靴子，靴子里的脚还在，脚踝碎了，靴子完好。我妈抱着那只靴子在矿井口坐了一整天，不哭不闹。
矿主赔了一笔钱，够我妈撑到我入伍。入伍第一张表格，特长栏我写了两个字：爆破。连长问我你会爆破？我说我爸教的。他问你爸呢？我说死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对文书说，这个人，陆战队第三连。后来每次有爆破任务，他都叫我去。我们之间唯一的对话就是任务参数。说完了我就走。不是不尊重——是怕回头之后他会问我一个问题，而我不知道答案。
军港地下通道那次，我走在队伍最前面。通道很窄，不到一米宽，空气里有霉味和消毒水味，以及从通道尽头渗过来的极淡的暗绿色甜味。内马科跟在我后面，手指在通讯终端上敲。他怕死，从来不掩饰自己怕死，但他敲出来的每一组坐标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沃克在最后面，枪口一直对着后方，呼吸声很重，但没有跑。期特凡在中间，背着空背包，左手在胸口摸了好几次。他在摸那枚淡金色的特恩币——他给他妹妹攒的药钱，贴着心脏放着。
实验室地下二层，低温柜还在亮。压缩机每响一阵就歇一阵，歇的时候能听到液氮循环的咝咝声。柜门上的温度显示面板跳动着——负七十度。旁边贴着一张纸，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备用电池剩余时间，数字被反复划掉修改，最后一次改的数字已被水渍浸湿，晕成模糊的蓝。最后一行的字是：“？。祝好运。”上一支回收小队把最后的时间写在纸上，留给后来的陌生人。
我把玻璃管一支一支取出来放进背包。淡金色的液体在低温柜的暗光下发出极细微的荧光——那是烬生用神骸反向激活技术制备的实验性抗体样本，每一管的制备周期长达三周，失败率超过八成。管壁上的标签写着编号和日期，我一个一个核对，核对完一遍又核对一遍。我需要知道，我把命押在上面的这些东西，每一个编号都是对的。
撤出实验室时我把门上的标签揭下来，折好放进口袋。如果我回不去，这张纸就是我的遗嘱。上面没有名字，没有日期，只有一行数字和两个字。够了。
在废墟里，晶体化丧尸从侧翼包抄过来。它们从被舰炮炸塌的商业大楼废墟里钻出来，领头的是两只猎人型，后面跟着镰刀丧尸和重甲重锤。远处更多暗绿色光点在移动——丧尸坦克的履带碾过碎石，发出骨头断裂和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响。
我把最后一卷爆破索铺在路面上，接头处用绝缘胶带缠紧。我的手指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胶带间距均匀得可以用尺子量。铺完我把引爆器塞进期特凡手里。他的手掌很粗糙，有常年握方向盘磨出的老茧。他看着我的眼睛，嘴唇动了动。我说，走。
我没有回头看他有没有跑。我知道他会跑。那个贪财的运输兵，每次被宪兵关完禁闭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回宿舍看他的硬币还在不在。他跑得快。
我把霰弹枪端起来，枪托抵在肩窝。丧尸越来越近，暗绿色的光从断壁残垣的裂缝里渗出来，像活的，在脉动，在呼吸。我瞄准最前面那只猎人型的颅骨正中——烬工说过，核心在蝶骨深处的神骸金属片，金属片碎了丧尸就散了。我扣下扳机。第一只倒了。第二只还在冲。换弹，上膛，瞄准，开火。第二只倒地。
弹药用完了。我把霰弹枪扔在一边，从腰间拔出最后一颗手雷。铜制的外壳被掌心焐热，防滑纹路握在手里有一种粗糙的安全感。我用拇指拔掉保险。保险销弹开的声音极清脆，在废墟里回荡了极短的一瞬，然后被丧尸的脚步声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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