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期特凡和内马科背着样本往封锁墙方向跑。我不跑了。我爸死在塌方区，他把人救出去了。我把样本送出去了。这条路到头了。
手雷的保险片弹开。那一瞬间，弹飞的金属片反射出暗绿色光雾里最后一缕来自远处的橘红色夕阳光。我听见自己笑了一下。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被一件做了很久的事终于做完之后，身体自动发出的极轻极短的释然的声音。
炸药又不怕。
父亲死前说：没事。我说：炸药又不怕。这两句话之间隔了二十年，隔了一个矿区的塌方和一个港口的陷落。但它们是同一句话。炸药不怕。它只在火光中完成自己唯一会做的事——把压住活人的东西炸开，然后消失。
爆炸的火光照亮了整片废墟。那些被暗绿色晶体覆盖的墙壁短暂地变回了它们本来的颜色——灰色、白色、米黄色。只亮了不到一秒，然后重新沉入黑暗。但那一秒已经够了。足够让期特凡看清前面的路，足够让内马科敲完最后一行密钥，足够让沃克在铁门前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到了那道光。他知道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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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内马科。二十六岁，陆战队第一连通讯兵。
档案上写着“怕死”，旁边加了一行小字：怕死的人在最怕的时候还在做事，比不怕死的人更有用。写这行字的人是德尔文。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长官。我没有当面告诉过他——每次想开口，嘴张到一半又合上了。不是不敢，是觉得这种话不应该用说的，应该用做的。
我从小怕很多东西。怕黑，怕高，怕打针，怕被人笑。父亲带我下过一次井，他把头灯关掉，我在黑暗中缩成一团。他说，你怕黑，是因为你还能看见黑。真正的黑不是看不见——是你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看见。后来我把这句话写进了通讯终端的备忘录里。终端换了三个，那句话一直在。
入伍体检抽血，针还没扎进去我就晕了。醒过来躺在体检室的长椅上，军医翻着我的体检表说，你这种体质上战场怎么办？我说，我会修通讯器。我从十二岁开始拆收音机——矿区太偏，收音机是唯一能听到外界声音的东西。军医看了我很久，低下头在体检表上写了两个字：合格。他写“合格”的时候犹豫过。但他还是写了。因为战场上需要的不是不怕打针的人——是需要会修通讯器的人。
第一次上战场，炮弹落在掩体旁边，冲击波把我震翻在地。我蹲在战壕里抱着通讯器发抖，抖得连长以为信号受到了干扰。但我一边抖，一边把前线观察哨的坐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报给了炮兵阵地。观察哨的坐标被雨水打湿了，我只能看到大概位置。我打开终端的定位补偿算法，把模糊点、已知坐标、炮弹落点弹道反推数据输入进去，终端在几秒后给出了精确坐标。那天的炮击打掉了敌军数个火力点。
事后连长问我为什么不跑。我说，我腿软了，跑不动。他说，还有呢。我说，通讯器不能丢——通讯器丢了，炮兵就是瞎子。他看了我很久，在我的档案上写了两个字：怕死。
出发之前，德尔文站在帐篷里把四份档案排开。他拿起我的档案，目光落在“怕死”上。他拿起钢笔，在旁边加了一行小字。笔尖在纸上移动的速度很慢，慢到每一个字都能听到摩擦的细微声响。写完之后他看了那行字很久。然后他拿起沃克的档案，把“懦弱”划掉——不是涂黑，是一条极直的横线——在下面写了三个字：未测试。他的手很稳。他知道“懦弱”是盖棺定论，“未测试”是等待。
我忽然想跟德尔文说一句话。我想说，司令，谢谢你在我档案上写的那行小字。我没有说出来。我站在那里，嘴张了张，喉结滚动了一下，只是说了声“是”。然后转身走出帐篷。
实验室里我把数据存储芯片从终端上拔下来，放进作战背心的防水口袋里。芯片很凉，贴在胸口像一块冰。我想，这块芯片里存的东西，烬工看了之后可能会找到疫苗的下一步。我不懂病毒，不懂神骸变体，不懂抗体反向转录。但我懂通讯。
上一支回收小队的通讯兵在最后通讯里留下了加密频道的备用密钥。那种加密方式用的是基于神骸变体信号频率的伪随机数生成算法，每数十秒频率变一次，密钥也变一次。他在死前把密钥的部分参数传回了指挥中心，没来得及传完——信号断在半句话上：“第三组参数是——”然后只剩白噪音。
我在废墟里一边跑一边破解剩下的部分。终端屏幕上的数字在快速滚动，我的手指敲得飞快。手指在发抖，但动作极准，一边抖一边把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位。第三只丧尸从废墟里窜出来的时候，密钥还剩最后一组没解完。屏幕右上角显示频率倒计时——距离密钥失效还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先跑，跑到安全的地方再解。但频率会变，变了之后之前解出来的全部作废，必须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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