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在大连出租屋的水泥地上踱了第三圈时，窗外的海风正卷着碎雪沫子撞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她弯腰捡起床底散落的两枚硬币，连同手里攥得发皱的纸币一起塞进铁盒——这是她大半个冬天的全部收成：在岸边分拣海鲜冻得指尖青紫，跟着渔船出海晕得胃里翻江倒海，起早贪黑熬到腊月，数来数去也只有三千二百多块。
“这点钱，连下季度房租都不够。”她把铁盒往桌上一放，盒盖撞得桌面响。想起在大连的日子，从初秋到深冬，海风把她的脸吹得粗糙开裂，手上的冻疮好了又犯，可日子始终没见起色。她坐在床边翻出手机，屏幕上还停着和二弟的聊天记录，那句“来长春试试”像根细针，反复扎着她紧绷的神经。
犹豫了一夜，天刚蒙蒙亮，林婉就爬起来收拾行李。她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洗得发白的棉衣、两条裤子，还有那个空了的首饰盒——她把盒子仔细裹进旧围巾里，塞进背包最底层，像是要把过去的难都一并裹起来。房东来收钥匙时，看着她空荡荡的屋子直叹气：“姑娘，不再想想？开春海边活计就多了。”林婉摇摇头，接过押金剩下的几十块钱，转身走进了晨雾里。
去火车站的路上，她绕到常去的早餐摊，买了两个馒头揣在怀里。摊主李婶见她背着大包，追问着要去哪，她只说“去长春找亲戚”，没敢提自己的窘迫。李婶塞给她一个煮鸡蛋，叹着气说“在外头照顾好自己”，那点暖意裹在鸡蛋壳里，让她走了老远还觉得手心发烫。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晃了十多个小时，林婉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从海边的盐碱地变成成片的农田，最后变成城市的高楼。等她攥着皱巴巴的车票挤出长春站时，迎面扑来的风比大连的海风更冷，干冷的空气刮在脸上，像细沙在皮肤上来回蹭。她拎着背包站在路口，看着自行车流和公交车来来往往，一时竟忘了该往哪走——二弟只说在长春做古董生意，没说具体地址，她没好意思再追问，想着先找个地方落脚，等缓过劲再说。
车站附近的小旅馆挤在巷子里，老板娘见她背着大包，报了个低价：“二十块钱一晚，没暖气，凑合一晚行不？”林婉咬咬牙应了，跟着老板娘上了二楼的小房间。房间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墙上的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斑驳的水泥，窗户关不严，冷风顺着缝隙往里钻。她把背包往床上一放，刚想倒杯水，就听见隔壁传来说话声。
“……办苯板胶的活你去不去？城郊那个厂子缺人，搅胶、搬板子都算钱。”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点沙哑。
另一个人接话：“那胶能行吗？我听说里头掺了好几十种化学制剂，味儿大得很，说不定有毒。”
“有毒也得干啊！一天两百五，干满一个月就七千五，比在工地搬砖强多了。”
两百五？林婉手里的水杯顿在半空。她没听过“苯板胶”，也不知道那是粘防寒板的东西，只抓住了“一天两百五”这个数——这比她在大连干三天挣的还多。她悄悄凑到门边，耳朵贴着冰凉的门板，屏住呼吸听。隔壁又说了几句，说那厂子是给老房子贴外墙防寒板的，冬天活儿多，急着招人，明天一早就能去报到。
林婉的心怦怦跳起来。她靠在门后，手指反复摩挲着背包带——她不知道搅胶的活有多累，也没细想“几十种化学制剂”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如果能挣到这笔钱，她就能交上房租，甚至能给家里寄点钱。她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隔壁的门。
门开了，两个中年男人愣了愣，上下打量着她。其中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皱起眉：“你是？”
“大哥，我……我想问问，你们说的苯板胶的活，还缺人吗？”林婉的声音有点发紧，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军大衣男人笑了：“你一个女的？这活可不是轻松的——搅胶得使劲儿，胶味儿还大，呛得人头疼，你扛得住？”
“我扛得住！”林婉赶紧点头，把怀里的馒头往身后藏了藏，“我在海边干过重活，不怕累，也不怕味儿。”
另一个戴帽子的男人见她实在，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写下个电话号码和地址：“这是工头的电话，你明天一早去城郊的红星建材厂找他，就说老王介绍的。”
林婉接过纸条，指尖因为激动有点发抖。她连声道谢，回到自己房间时，才发现手心已经攥出了汗。她把纸条铺在桌上，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看了又看，地址上的“红星建材厂”几个字，像是在黑夜里亮起的一点光。
她从背包里翻出那个空首饰盒，打开又合上。虽然不知道明天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不知道那满是化学制剂的苯板胶会不会伤身体，但至少现在，她有了一个能挣钱的方向。窗外的长春夜色凉得透骨，可林婉心里却有点发烫，她把纸条小心地夹进首饰盒里，躺到冰冷的床上，闭上眼睛时，终于有了一点踏实的感觉——不管这路难不难走，先往前迈一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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