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夏末，裹挟着海河水的潮气，漫过理工大学的校门。于雪捏着手里的工业数学硕士毕业证书，指尖的温度一点点消散。证书上的照片里，她笑得眉眼弯弯，那时妹妹于溪还在，会踮着脚抢她的毕业帽，会吵着要吃校门口的糖炒栗子。
可如今，糖炒栗子的香气还在，妹妹却不在了。
那个被室友林薇杀害的夏天，成了于雪心里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疤。她不敢回云南昆明的家，不敢面对父母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不敢听见邻里间那些带着惋惜的议论。研究生三年，她把自己埋在密密麻麻的公式和数据里，以为忙碌能冲淡悲伤，可每当夜深人静，妹妹的笑脸总会在脑海里浮现。
毕业典礼结束后，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拍照，说着去大厂、考公的规划。有人拍着于雪的肩膀，劝她留在天津，凭着工业数学的学历，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难。于雪只是摇摇头，笑了笑，没说话。
她早就买好了去黑龙江的车票。听说那边的林场需要人记账，需要人统计木材的产量，她的专业刚好对口。她想走得远一点，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把那些沉重的过往，都藏在千里之外的风雪里。
拖着行李箱走出校门时，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橘红色。于雪回头望了一眼这座待了七年的城市，眼里没有留恋，只有一片沉寂的荒芜。她掏出手机，给父母发了条短信：“爸，妈，我找到工作了，别担心，过年会回来看你们。”
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砸在手机屏幕上，晕开了一片模糊的光影。
同一时刻，天津的另一处街角，谢文波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戴着安全帽，跟着搬运队的师傅们一起搬货。汗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淌，浸湿了后背的衣衫，胳膊上的肌肉因为用力而微微凸起。
他的肩上扛着一个沉甸甸的纸箱，脚下的水泥路被晒得发烫。不远处，他的助理举着手机，正对着他拍摄视频。镜头里，谢文波没有了往日家族企业集团执行董事助理的光鲜，只是一个普通的搬运工，和一群朴实的师傅们一起，喊着号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这是谢文波接受的粉丝挑战——体验三天搬运工的生活。几天前，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职场日常，有粉丝留言调侃：“谢总天天坐办公室吹空调，知道我们搬砖的苦吗？敢不敢来体验一下？”
谢文波看着那条评论，想起了在南开大学读书时，跟着导师去工厂调研的日子。那时候，他见过凌晨四点的车间，见过工人师傅们布满老茧的手，见过那些在底层默默打拼的人，有多不容易。
他二话不说，应下了这个挑战。没有带保镖，没有搞特殊化，就穿着最普通的衣服，跟着搬运队的师傅们一起干活。第一天下来，他的肩膀就被磨红了，腰也酸得直不起来，才真正体会到，每一分钱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休息的间隙，师傅们递给他一瓶矿泉水，笑着打趣：“小伙子，看你细皮嫩肉的，怕是吃不消吧？”
谢文波拧开瓶盖，灌了一大口，笑着摇头：“没事，能扛。”
他看着镜头，对着屏幕那头的粉丝说：“以前总觉得，职场的苦是熬夜写方案，是和客户周旋。现在才知道，生活的苦，从来不止一种。每一份职业，都值得被尊重。”
视频的评论区里，早就炸开了锅。有人点赞他的接地气，有人感慨生活的不易，还有人说，以后再也不抱怨工作辛苦了。
谢文波收起手机，扛起另一个纸箱，跟着队伍往前走。阳光刺眼，汗水咸涩，可他的心里，却格外踏实。
而此刻的太原，太原理工大学的校门口，王阳宇正和导师告别。他的手里，攥着一份创业计划书，封面上写着“智能矿山设备研发”。
作为太原理工大学保研的研究生，又在韩国首尔大学联合培养了两年，王阳宇本可以留校任教，或者进入国企，拿着安稳的薪水。可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去深圳创业。
山西的煤炭资源丰富，可矿山设备的智能化程度却不高。读研期间，王阳宇跟着导师跑遍了山西的大小煤矿，看着那些工人师傅们在危险的环境里作业，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要研发出更智能、更安全的矿山设备，让那些师傅们，能平平安安地回家。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王阳宇对着导师深深鞠躬。
导师拍着他的肩膀，眼里满是欣慰：“去吧，年轻人，就该去闯一闯。深圳是个好地方，有技术，有资本，有梦想的人，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王阳宇拖着行李箱，走进高铁站。列车缓缓驶出太原站，窗外的汾河渐渐远去，山峦连绵起伏。他掏出手机，给王科杰发了条微信：“兄弟，我去深圳创业了，等我成功了，去郑州找你喝酒。”
手机屏幕亮起，王科杰的回复很快跳了出来：“等你好消息，到时候带李慕斯一起，不醉不归！”
王阳宇看着那条回复，嘴角扬起一抹笑。他望向窗外，阳光正透过云层，洒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
天津的风，带着海的气息；太原的路，通向南方的热土。三个少年，在不同的城市，走着不同的路，却都在各自的选择里，奔赴着一场未知的，却又滚烫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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