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天气渐渐暖了。
什刹海边的柳树已经绿透了，细长的柳条垂在水面上，随风摆动，像是在钓鱼。海棠花已经谢了，花瓣落尽，枝头冒出嫩绿的叶子，密密匝匝的，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湖面上偶尔有几只鸭子游过，悠闲地划着水，身后留下一道细细的波纹。
高寒从学校回来，推着自行车走在湖边。她穿着一件灰色的薄毛衣，外面套着那件深蓝色的夹袄——天暖和了，她把棉袄换下来，洗干净收好了。夹袄领口的毛边已经磨得发白，但穿着依然合身，依然暖和。
到了宿舍楼下，她锁好自行车，习惯性地走到信箱前，打开盖子。
里面躺着一封信。
不是明信片，是一封信，厚厚的，鼓鼓囊囊的，像是装了很多话在里面。信封是白色的，右上角贴着一枚美国邮票，盖着纽约的邮戳。字迹很抖，有好几处歪歪扭扭的，看得出写字的人手已经很不稳了。
她取出信，关上信箱盖子，站在院子里就拆开了。
里面是两张信纸，写满了字。字迹很抖，有好几处笔墨重叠，像是写了又描，描了又改，有些地方实在看不清，要靠猜才能明白意思。
她站在院子里，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高寒小姐：
纽约的春天来了，中央公园的树绿了。但我下不了楼了，只能在窗户里看看。窗台上的茉莉今年开了几朵，白色的，很小。你的茉莉，还在吗？
我这辈子，等过一个人，等了很多年，没有等到。后来去了纽约，在图书馆工作，整理档案。那些档案里，有很多人的故事。有中国人的，有日本人的，有美国人的。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结局都差不多。死了，散了，忘了。
我不甘心，所以写信给你。让你替我看那棵梧桐树，让你替我看那盆茉莉。看了，就觉得还在。
树在，我就在。花在，我就在。
高寒小姐，谢谢你。
竹内云子”
高寒把信看了两遍。风吹过来，信纸在她手里沙沙作响，像是一首轻柔的歌。她把信纸小心地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上楼。
回到屋里，她关上门，走到桌前，把信放在桌上。
她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站在桌前，看着那封信，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走到窗前。
窗台上，那盆新茉莉开了几朵花。白色的，小小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但花瓣层层叠叠，舒展得恰到好处。一股淡淡的香气若有若无地飘散开来，清冽而幽远，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歌声。
那盆枯枝还立在旁边。干巴巴的，褐色的，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但它依然立着，姿态挺拔，像是在坚守着什么。
她看看新茉莉，又看看枯枝，目光在两者之间来回游移。
她想起竹内云子信里的话：“花不开，枝还在。枝枯了，根还在。根烂了，土还在。土还在，春天就还在。”
是的。土还在，春天就还在。
她伸手碰了碰新茉莉的花瓣，指尖传来柔软而微凉的触感。然后她收回手，走到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信纸，铺开，又拿出钢笔，拧开笔帽。
她蘸了蘸墨水，开始写回信：
“云子：
窗台上的茉莉开了。白色的，很小，但很香。那盆枯枝还在，我没有扔。它们并排摆在窗台上，一个枯了，一个开着，我看着它们，就觉得什么都还在。
北京的春天来了。什刹海的海棠花开了，开得很好。我替土肥原玲子看了，也替你看了。那些树，那些花，都很好。
你说你等过一个人，等了很多年，没有等到。我也是。但我们等的方式不一样。你等着那个人回来，我等着那些树开花。你等的人没有回来，我等的人——他们也没有回来。但树开了花，一年一年地开。开了谢，谢了开。只要树还在，花还会开，我就不算白等。
你要保重。等明年春天，茉莉还会开的。
高寒”
她写完，等墨迹干了，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用糨糊封好口，贴上邮票。
她拿起信，穿上外套，又下了楼。
走到信箱前，她把信放进去，盖上盖子。正要转身离开，她看到里面还躺着一封信。
是从镰仓寄来的。
她愣了一下，伸手取出那封信。信封是日式的，白色，右上角贴着一枚海棠花图案的邮票，盖着镰仓的邮戳。字迹颤抖，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
她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印着圆觉寺的海棠树。粉白色的花，稀稀拉拉的，不像往年那么繁盛，枝头上的花朵零零星星的，有些枝丫甚至是光秃秃的。树下落了一层花瓣，也不多，薄薄的，像是撒了一层细盐。
她翻过明信片，看背面的字：
“高寒小姐：
海棠花谢了。今年的花不好，开得少，谢得早。也许明年就好了。也许不好。但不管好不好，开了就好。
土肥原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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