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结束后，喧嚣与人群如潮水般退去，留下殡仪馆礼堂空荡的寂静和更加浓郁的、混合着花香与泪水的滞重空气。工作人员开始默默地整理花束，撤去挽联，动作轻柔而迅速，仿佛急于抹去这场悲伤仪式的最后痕迹。世界在短暂的聚焦后，又迅速回归它漠然的日常轨道。
只有我们几个，还停留在原地，像搁浅在退潮沙滩上的贝壳，被离别的盐分腌渍着，一时无法动弹。
我怀里抱着一个深色的、木质的小方盒。很轻，轻得几乎感觉不到分量；又很重，重得让我双臂的肌肉都在微微痉挛，心脏仿佛被这小小的盒子压住，每一次搏动都异常艰难。这是张和的骨灰盒。经过火化，那个曾经鲜活、倔强、充满生命力的姑娘，如今就安眠在这个不及鞋盒大小的空间里。
我低头看着它，光滑的木纹在室内惨白的灯光下泛着冷光。一种强烈的、近乎本能的不适感攫住了我——我不能把她留在这里。不能留在这个冰冷、陌生、流程化的地方，不能让她独自待在寄存格位那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小格子中的某一个里。那太孤独了。她最怕孤独。
我抬起头，看向身边的婓。她眼睛红肿未消，脸色苍白，但眼神与我交汇时，流露出同样的心绪。我无需多言，只是将怀中的木盒抱得更紧了些，低声说：“我们带她走。”
婓重重地点了点头，泪水再次无声滑落，但眼神是确定的：“带她走。回大理。那里……有阳光，有院子，有我们。她不会是一个人。”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其他人——王杰、欣悦、小晨、陈倩，还有尚未离开的樊昊雨他们。没有人提出异议。王杰沉默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欣悦抹着眼泪说“是该带她离开这儿”；陈倩背过身去，肩膀轻轻抽动；小晨则用力点头，眼神里有种少年人试图理解并承担沉重事物的努力。
只有一个人，始终游离在我们这个悲伤的小圈子之外。
老李。
他一直坐在礼堂最后排角落的椅子上，从追悼会开始到结束，几乎没有动过。他维持着同一个姿势——佝偻着背，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空洞地望着前方张和照片曾经悬挂、如今已空空如也的位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被痛苦彻底风干、失去所有水分的泥塑。没有眼泪，没有话语，甚至连呼吸都轻得仿佛不存在。我们的对话，我们的决定，似乎都穿不透包裹着他的那层厚厚的、绝望的隔音壁。他像一个被遗弃在巨大悲伤现场的道具，与周遭的一切都失去了联系。
我没有过去叫他，也没有试图征询他的意见。我们之间横亘的，已不仅是张和的死亡，更是由这死亡所照见的、无法挽回的破裂与无法言说的罪疚。此刻，任何交流都显得多余且残忍。
夜幕再次降临苏州。樊昊雨他们没有立刻离开，说是想在苏州再待一晚。或许，这场猝不及防的告别，也触动了他们关于这座城市、关于那段“春日”岁月的复杂心绪。
我和樊昊雨默契地没有邀请其他人。有些话，有些情绪，似乎只适合在特定的旧友之间，就着酒，慢慢倾倒。我们把张和的骨灰盒暂时安顿好，然后并肩走出了殡仪馆，走进了苏州初秋微凉的夜色里。
没有目的地，只是沿着一条不知名的、路灯昏黄的街道缓缓走着。街边是些老旧的居民楼，底楼开着些灯火通明的小店——卖卤味的，修电动车的，还有几家烟火气十足的炒菜馆子。炒菜的油烟味，洗衣粉的清香，电视机里传来的喧闹声，以及行人琐碎的交谈……这些最寻常的市井生活气息，此刻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而遥远。我们穿行其中，却仿佛是两个透明的游魂。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看到一家门脸不大、但里面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小饭馆。招牌上的霓虹灯缺了几个笔画，显得有点落寞。我们互看一眼，没有商量，便推门走了进去。
店里只有两三桌客人，安静地吃着饭。我们挑了个靠窗的角落位置坐下。塑料菜单泛着油光，我们随意点了几个下酒菜——花生米、拍黄瓜、酱牛肉，又一人要了一瓶最普通的本地白酒。
菜很快上来，盛在粗糙的白瓷盘里。酒是玻璃瓶装的，标签简陋。樊昊雨拿起一瓶，用牙咬开瓶盖，“啵”的一声轻响，在这安静的角落里格外清晰。他给我面前的玻璃杯倒满，清冽透明的液体在杯壁上挂出细密的酒柱，然后给自己也满上。
没有祝酒词，没有开场白。我们几乎是同时端起杯子，碰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却沉闷的“叮”。然后，我一仰头，将杯中辛辣的液体一饮而尽。
酒液像一条火线，从舌尖一路烧灼到喉咙，再滚入胃袋，瞬间腾起一团炽热。这灼痛感奇异地带来一丝短暂的清明，冲散了盘踞在胸口的、那团棉絮般的钝痛。我忍不住咧了咧嘴，吐出一口带着酒气的灼热呼吸。
一杯酒下肚，某种坚硬的外壳似乎被酒精微微软化。我看着对面樊昊雨同样被酒气呛得眯起的眼睛，终于找到了一个平庸却安全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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