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天的延安，比往年闷得厉害。白天太阳一晒，尘土跟着风卷，呛得人直咳嗽；到了晚上，热气散不出去，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延河的水少了大半，河床上露出大片光溜溜的石头，老乡们路过总说：“天热好，庄稼结得实，今年秋粮差不了。”
少年班的窑洞在王家坪后山半腰，离通讯处不远。每天天刚亮，哨声准会划破天，学员们先洗漱，再排队跑操，跑完操才能吃早饭——多半是高粱米混着玉米糁，偶尔能就着点咸菜。之后便是上课、下午劳动、晚上听形势传达，日子紧张，却没一点乱。
六月初，延安传了个消息：东北战场上，日军退得越来越快，不少据点都空了。机关里顿时忙起来，抱着文件的干部穿梭在窑洞间，口信、情报一个接一个传，连空气都像被拉紧的弦，绷得人心里发紧。
少年班的学员们不懂太深的战局，可也能觉出气氛变了。郑教员讲课不再只说历史，多了不少“战后建设”的话；来视察的干部比往常勤，每次来都要问学员们“学了多少、懂了多少”；连报纸上的标题都硬气起来，“胜利曙光在前”“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字样随处可见。
有天傍晚，郑教员带他们去中央礼堂听报告。礼堂里挤满了人，墙上贴着红纸写的“迎接新的胜利”，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做报告的是组织部的干部，讲的是“国际形势与抗战前景”，语气平稳却有力量：“苏联已经答应对日宣战，太平洋那边美军也快把日军围住了。同志们要做好准备，咱们很快就要进入新阶段——解放全国，建设家园。”
台下掌声雷动，余念新跟着拍手，目光却落在讲台后面——那儿坐着几个陌生干部，衣服比旁人整齐些，眉头却皱着，像是在琢磨事。他听见旁边有人低声说：“那几位是中央派来的，等着去东北接管根据地呢。”
报告结束时，主持人特意叮嘱：“今天的内容大家记在心里就好，外头别传，战局还没完全明朗，别出岔子。”
散了会往回走，天已经黑了。张根生拽着余念新的袖子问：“真要打到东北去？咱们少年班以后会去吗？”
“现在说不准。”余念新答。
“可教员说咱们是预备干部，将来总得做事吧？”张根生不依不饶。
余念新没再接话——他知道这孩子的心思，和自己表面的十岁身份一模一样，可他心里清楚，少年班不过是时代洪流里的一小股，真正的变化，还在后面。
夜风裹着土腥味吹过来，天边突然滚过一阵干雷，却没掉一滴雨，更显闷热。
第二天一早，少年班接到命令：全体去凤凰山脚下的广场参加边区军民大会。去的时候才发现，人多得从山脚排到了半山腰，主席台上摆着三张木桌，后面插着一排红旗。
风从山口吹过来，带着热浪和尘土，吹得台上的红旗猎猎响。少年班排在最后一列，郑教员转身对他们说：“今天这会，你们得记一辈子。主席讲的不只是打日本，是咱们国家以后的路。”
散会后往回走，路过山下的窑洞群，里面传出歌声：“没有gc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家唱，家家跟着唱，声音此起彼伏，飘在山谷里。
张根生跟着哼，又问余念新：“你说日本真的要完了吗？打完仗咱们干啥？”
“要完了。”余念新点头，“先把该学的学好，以后总有事做。”
“学啥呀？”
“学怎么帮老百姓过日子。”
没过几天，少年班接到个特殊任务——去各机关帮忙抄写文件，文件名叫《抗战胜利后的任务》，几张薄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余念新被分到教育处，一进门就撞见凌莎，她愣了一下：“你也来抄文件？”
“嗯，少年班的任务。”
“那去那边桌吧，笔墨在抽屉里，省着点用，纸不多。”凌莎指了指靠窗的位置。
屋里还有三个干部，都低着头写，没人说话，只有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余念新翻开文件，里面写的多是干部调配、学校整顿的事，还有战后怎么恢复教育、怎么教老乡认字的计划。
凌莎走过来，看了眼他写的字：“比以前工整多了，在少年班没偷懒。”
“教员每天让练。”
“好好练，以后写文件用得上。”凌莎顿了顿，声音放轻，“保育院要改成干部子弟小学了，你这‘小学生’的日子，算是真过去了。”
余念新停下笔，点了点头：“知道了。”
八月初的延安，闷得像个蒸笼，一到晚上，窑洞里热得待不住，不少人搬着铺盖去院子里打地铺。整个延安都在等一个消息——日本到底什么时候投降。通讯处的报务员熬得眼睛通红，昼夜守着电台；有人睡不着，就拿着半张《新华日报》反复看，连广告都没放过；老乡们也常来机关门口打听，问“啥时候能听到好消息”。
八月九日夜里，通讯处的报务员突然冲出屋，举着电报喊：“苏联出兵了！红军跨过国境线打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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