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后的第十天，安庆的江风里添了几分凉意。余念新刚在化肥厂选址的图纸上签完字，就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拽回了现实——是码头的哨兵，扛着步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帽檐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余委员！江、江面上有艘大货轮！挂着上海洋行的旗，说是送设备来的！”
余念新手里的钢笔“嗒”地落在桌上，墨水在图纸上晕开一小片蓝。他抓起挂在墙上的旧军帽，连招呼都没跟会计老陈打，跟着哨兵就往码头跑。赵海生的电报说设备下个月到，这才过十天就提前了，倒是给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码头上早已乱成一团。沈敬山带着茶叶行的伙计，正指挥着人搬梯子搭跳板；周经理站在一艘货船的船头，扯着嗓子跟江面上的货轮喊话。
张伟群市长也赶来了，身边跟着警备区的几个战士，正维持着岸边的秩序。江风掀起人们的衣角，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急盼又紧张的神情——这船设备，是安庆工业的命根子，容不得半点差池。
“余委员来了！”有人喊了一声，人群立刻让开一条道。
余念新快步走到江边，举起赵海生留下的望远镜。江面上的货轮确实挂着上海祥泰洋行的旗帜，船身吃水很深，显然装满了重型设备。
他放下望远镜，心里却沉了沉——货轮的甲板上，除了洋行的水手，还站着几个穿西装的人，为首的那个高鼻梁、黄头发，正指着码头的方向比划，脸色不太好看。
“是洋行的大班，叫约翰。”沈敬山凑过来说，“我以前跟他做过茶叶生意，这人精得很，眼里只认钱。”
说话间，货轮慢慢靠岸。约翰带着两个翻译下了跳板，一开口就带着抱怨：“余先生，张市长，你们的码头太简陋了！吊机没有，跳板不牢，这些精密设备要是出了差错，你们要赔全款的！”
余念新没跟他绕弯子，直接递过去一份文件：“约翰先生，这是我们跟祥泰洋行的合同，上面写得很清楚，设备运到安庆码头即完成交付，后续卸载由我方负责。但我们有个要求，你们的工程师必须留下，指导设备安装，直到能正常运转。”
约翰翻着合同，眉头越皱越紧：“指导安装需要额外付费，每天五十美元，食宿全包。”
“没问题。”余念新立刻答应，“但如果设备本身有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师故意刁难，我们会向洋行投诉，扣除全部尾款。”
约翰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这个年轻的中国官员如此强硬。他打量着余念新，又看了看岸边围拢的人群——那些工人、商户、战士，眼神里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他最终点了点头：“可以，但你们必须保证我和工程师的安全。”
卸载工作立刻开始。最大的难题是那台柴油发电机，足有半间屋子那么大，重好几吨。码头没有吊机，只能用人力加木杠慢慢抬。
李师傅带着铁器铺的十几个伙计，把新打出来的钢索绑在发电机上，喊着号子一点点往跳板上挪；周经理调来三艘货船，并排靠在大货轮旁边，搭起临时的平台；警备区的战士们则组成人墙，防止无关人员靠近，确保设备安全。
余念新和张伟群站在岸边，手里拿着设备清单，逐一核对。“发电机、车床、化肥反应釜……都齐了。”张伟群松了口气，“有了这些家伙，机械厂和化肥厂就能开工了。”
“还早。”余念新指着正在卸载的设备，“这些只是机身，零件还在后面的货舱里。而且安装调试至少要一个月，我们得提前把厂房建好，把工人培训好。”
正说着，沈敬山跑了过来，脸色有些发白：“余委员，约翰说我们的预付款少了五千银元，要扣下两台钻床当抵押。”
余念新心里一沉，快步走到约翰身边。约翰手里拿着一张收据，指着上面的数字：“合同上写的预付款是二十万银元，你们只付了十九万五千，差五千。”
“不可能。”余念新接过收据，仔细一看，顿时明白了——收据上的数字是用阿拉伯数字写的，“”被人在“5”后面加了个小数点，变成了“19.5000”，看着像十九万五千，实则成了十九点五银元。这显然是有人故意做了手脚。
“约翰先生，这是个误会。”余念新冷静地说，“我们的汇款凭证显示，确实付了二十万银元。这个收据有篡改的痕迹，我会立刻联系上海的银行核实。在核实清楚之前，你不能扣下设备。”
约翰脸色一变：“我只认收据！”
“但你得认合同。”余念新举起合同，“合同上写着，以银行汇款凭证为准，收据仅作参考。如果你们执意扣下设备，就是违约，我们不仅会拒付尾款，还会向上海的商会投诉你们欺诈。”
这时，赵海生从上海赶回来了，手里拿着银行的回执单。“余委员，我回来了！约翰，这是银行的凭证，二十万银元一分不少！”他走到约翰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英语，约翰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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