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集团的案子，在省纪委进驻带来的“权威加持”和唐宁的亲自督战下，终于撕开了坚硬的外壳。
那位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在得知省纪委直接过问此案、且李国华已自身难保后，心理防线首先崩溃。他供述，收购那座关闭矿山是受人指使，实际出资方另有其人，他们公司只是过了一道手，赚取少量“手续费”。至于真正的买家是谁，资金从何而来，他声称只有实际控制人清楚。
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起初还试图顽抗，但在审计组出示了其公司账户与矿业集团某位已退老领导之子账户之间几笔隐秘的资金往来凭证后，脸色煞白。在强大的政策攻心和证据面前，他终于松口，承认收购资金大部分来自那位老领导通过其子提供的“借款”，收购价格也是事先“商量”好的，远低于市场公允价值。作为回报，他需要将矿山后续转手开发的部分利润，以“投资分红”的形式返还。
这条口供，如同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省纪委工作组果断出手，协调公安机关，依法对那位已退老领导及其儿子采取了强制措施。在搜查其住所时，不仅发现了大量现金、贵重物品，还找到了一些记录着与矿业集团现任董事长张某以及其他几位商人间“特殊往来”的笔记和未销毁的票据。
面对铁证，那位老领导最初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在强大的审讯压力下，他开始交代，承认在任时利用职权，在矿山处置、设备采购、工程发包等多个环节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他供出的名单里，赫然包括了现任董事长张某，以及……市里某位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非周国梁嫡系，但与侯卫东交往甚密）。
这个口供，直接将案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危险的层级。
张某董事长的心理防线，在得知老领导被控制并已经开始交代后，彻底崩塌。他知道，再抵抗下去已无意义。在律师的见证下，他交代了自己在矿山处置中配合老领导、收受好处的事实，也承认在集团其他业务中存在滥用职权、为亲友牟利的问题。但他强调，所有重大决策，尤其是涉及那位副市长的事项，自己只是执行者，或者说是“被拉下水”的。
矿业集团案，至此取得重大突破。一家市属重点国企的前任和现任主要领导双双落马，并牵扯出一位副市长。消息虽然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金川高层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唐宁第一时间向省纪委陈副书记做了详细汇报。陈副书记神色凝重：“案子办得不错，证据扎实，链条清晰。涉及副市长的问题，性质严重，必须立刻向省委报告。你们市纪委，要继续深挖，固定证据，但暂时不要对外扩大调查面，避免打草惊蛇。省纪委会派专人来接手对那位副市长的核查。”
“明白。”唐宁点头。他知道，到了这个级别，已经不是金川市纪委能单独处理的了。省纪委的全面介入，既是支持，也是一种接管。但这正是他需要的——用矿业的战果，撬动更高层级的关注和行动，从而打破金川本地可能存在的、更高层次的保护网。
矿业案的突破，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浪花迅速扩散，再次改变了金川的力量平衡。
首先感到压力的，是市委书记周国梁。一位副市长（尽管不是他的核心圈）涉嫌严重违纪被省纪委盯上，这对他这个班长的掌控力和威信是一次沉重打击。而且，矿业案是唐宁主导查办的，这意味着唐宁不仅没有被李国华事件击垮，反而在省纪委支持下，取得了更具威胁性的战果。周国梁不得不重新评估唐宁的能量和省纪委的意图。他一方面紧急向省里相关领导汇报情况，努力撇清与那位副市长的关系，强调市委坚决拥护省纪委决定；另一方面，对唐宁和市纪委的态度，也变得愈发微妙和复杂，从之前的打压施压，转为一种戒备的、甚至带有一丝忌惮的“合作”姿态——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不能再明显偏袒侯卫东等人。
侯卫东的处境更加艰难。矿业案牵扯出的那位副市长，与他素有往来，在开发区一些项目的审批上也给过他“关照”。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但足以让他心惊胆战。他感觉自己正站在悬崖边缘，唐宁手中的剑，似乎随时可能调转方向，指向他。他不得不更加收敛，对开发区专项组的调查，从之前的阳奉阴违、暗中阻挠，转为表面上的“全力配合”，甚至主动“汇报”一些无关痛痒的“自查情况”，试图撇清关系，争取主动。
城投集团的冯啸吟，在得知矿业案的突破和那位副市长被调查后，长久以来的从容也出现了一丝裂痕。他比谁都清楚，金川的水有多深，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一旦被撕开一个口子，就可能引发连锁崩塌。他虽然自信自己的防火墙足够坚固，手法足够隐蔽，但省纪委的介入和唐宁展现出的狠辣与韧性，让他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他加快了资产转移和关系梳理的步伐，同时也通过更高层的渠道，试探省里对金川、尤其是对城投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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