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最后几天，仰光工业区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迎来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巨大的探照灯将工地照得如同白昼，起重机吊臂的影子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缓慢移动，像是某种史前巨兽的骨架。王总工裹着一件满是油污的棉袄，站在刚刚浇筑完成的火电厂锅炉基础上，手里的图纸被夜风吹得哗啦作响。远处，从柳州调来的老师傅们正用浓重的四川话指挥着一群缅甸青年搬运钢构件，语言不通，就用手比划，用树枝在地上画图。
“王工，三号螺栓对不上！”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脸上沾满了黑灰。
“图纸拿来我看看。”王总工接过图纸，凑到马灯下仔细端详。他的眼镜片上反射着图纸的线条和远处的焊花，眉头皱成了川字。“这不是螺栓的问题，是基座孔位偏了三个毫米。叫焊接班老张过来，用气割扩孔，注意控制温度，别伤了螺纹。”
技术员匆匆跑开。王总工抬起头，望向远处灯火通明的临时指挥部。那里隐约能看见几个人影，其中那个站得笔挺的身影，正是李幼邻。
工业部长递过一杯热茶：“总指挥，您已经在这站了两个小时了，去棚里歇会儿吧。”
李幼邻接过茶杯，没有喝。他的目光扫过整个工地——东侧的火电厂，西侧的水泥厂，北侧的机械加工区，南侧则是刚刚平整出来的未来铁路支线用地。每个区域都有工人在忙碌，号子声、锤击声、机械的嘶鸣声，在冬夜里交织成一片奇特的交响。
“你看那些缅甸工人，”李幼邻突然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穿透力，“白天在工地上搬钢梁、搅水泥，晚上在夜校里学汉语、学看图。三个月前，他们中大多数人还只会种水稻、打渔，现在却能看懂游标卡尺的读数，知道怎么用水平仪。”
工业部长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群刚下夜班的缅甸青年正蹲在临时食堂外，就着昏黄的灯光啃着馒头，手上还拿着油印的识字课本。他们的工作服上满是泥浆，但眼神里有一种工业部长从未在东南亚土着眼中见过的东西——那是渴望，对新知识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渴望。
“总指挥，说实在的，我起初不理解。”工业部长压低声音，“咱们从柳州运来的这些设备，虽然都是小型、老旧型号，可放在国内，能建起好几个像样的工厂。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运到缅甸，还要手把手教这些……这些人？”
李幼邻终于喝了一口茶，茶水已经凉了。“因为工业不是机器，是人心。机器可以运来，人心需要培养。柳州是我们的根据地，但要实现南方军委的目标，我们需要更大的纵深，更多的工人，更完整的产业链。缅甸有五百万人口，暹罗有八百万，马来亚、越南、菲律宾……整个南洋有两亿人。如果这两亿人中的百分之一成为我们的技术工人，千分之一成为我们的工程师，那会是怎样的力量？”
工业部长沉默了。他想起在柳州时，南方军委内部关于是否优先发展根据地还是向外扩张的那场激烈争论。李幼邻力排众议，坚持要在缅甸建设工业区，为此甚至推迟了柳州两个兵工厂的扩建计划。
“可是总指挥，这些缅甸人真的能信得过吗？万一他们学会技术后……”
“所以有夜校。”李幼邻打断他，语气里没有责备，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夜校不仅教技术，更教忠诚。但忠诚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是靠实实在在的东西——是让他们吃饱饭，是让他们看到通过劳动能改变生活，是让他们相信，跟着我们，他们的孩子将来能当工程师、当厂长，而不只是种一辈子水稻。这才是最牢固的忠诚。”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群工人围在一起，中间似乎有人倒下了。李幼邻立刻放下茶杯，大步走过去。
是个缅甸青年，脸色苍白地躺在地上，左小腿不自然地扭曲着。旁边散落着几根钢梁。
“怎么回事？”王总工已经先一步赶到，厉声问道。
“是、是阿木，”一个会说几句汉语的缅甸工人结结巴巴地说，“钢索打滑，钢梁掉下来，砸到腿了。”
“卫生员！快叫卫生员！”王总工吼道。
李幼邻蹲下身，看了一眼伤者的腿。“胫骨和腓骨都断了。别乱动，等担架来。”他用简单的缅语夹杂手势对伤者说。阿木咬着牙，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但一声不吭。
卫生员匆匆跑来，做了简单固定后，工友们将阿木抬上担架，送往工地旁的临时卫生所。李幼邻站起身，环视四周。工人们都看着他，眼神复杂——有担忧，有恐惧，也有期待。
“今天夜班全体停工一小时。”李幼邻的声音不大，但传遍了整个区域，“各工段长组织安全检查，排查所有吊装设备和钢索。安全规程不是贴在墙上的纸，是要刻在脑子里的铁律。再发生这样的事，工段长撤职，总工记过。”
他转向王总工：“明天起，设立安全奖。连续一个月无事故的工段，全体工人多发三天工钱。钱从我的特别经费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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