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东的手微微发抖，他翻页的速度慢了下来，每一行字都看得极其仔细：
测试项目E-67：强电磁干扰下的降级模式
模拟场景：遭受高强度电磁脉冲攻击，主要计算机系统受损
系统响应：自动隔离受损模块，启动备份系统，切换至简化操作模式
结果：关键飞行控制功能保持，导航精度下降至CEP 50米/小时，但仍可安全返航
恢复能力：干扰解除后，系统自检并逐步恢复功能，全过程无需人工干预
测试项目E-89：人机交互压力测试
模拟场景：连续12小时高强度作战任务，飞行员处于疲劳状态
系统响应：提供简化操作界面，语音提示，自动建议等功能，减轻飞行员负荷
结果：飞行员操作失误率降低63%，任务完成时间缩短22%
评估：系统显着提升人机工效，尤其在长时间，高压力任务中表现突出
翻到最后一页，是测试团队签字栏。
杨卫东看到了熟悉的名字：陈建军（飞控系统负责人），陈致宁（航电系统负责人），秦怀民（技术总顾问），最后是林默的签名。
他放下文件，摘掉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短短十几分钟，他看完了这四十七页报告，每一个数据、每一项测试都刻进了脑子里。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东大的航电飞控系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不，在某些极端工况下的表现，比如全传感器失效后的快速恢复、强电磁干扰下的降级模式，多目标饱和攻击的快速决策，甚至可能超过了某些现役装备。
杨卫东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长长地、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他感到眼眶发热，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在胸腔里涌动。
他想起了三十年前，自己刚分配到航空工业部时的情景。
那时东大的航空工业是什么水平？仿制莫斯科的米格-19，代号歼-6。
图纸是老大哥给的，工艺标准是老大哥定的，连螺丝钉都要按照莫斯科规格生产。
出了问题，只能请莫斯科专家来“会诊”，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莫斯科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走，带走了所有图纸和技术资料。
东大的航空工业一下子陷入困境，但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真正的自力更生。
从歼-7到歼-8，从仿制到改进，从改进到自主研发……
这条路走了三十年，三十年间，有多少人白了头发，有多少人倒在岗位上，有多少人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
现在，终于看到了曙光。
杨卫东重新拿起那份报告，又翻了一遍。
这一次，他看得更慢，更仔细。那些曲线图，数据表，波形图，在他眼里不再是枯燥的数字，而是东大航空人几十年奋斗的结晶，是一代代技术人员心血的凝聚。
“林默啊林默……”他喃喃自语，嘴角扬起笑容，眼角却有泪光闪烁，“你小子，总能给我惊喜。”
然后，他拨通了内部通话：“小张，通知以下人员，半小时后到第一会议室开会：成飞刘总、沈飞王总、西飞李总、航电所赵所长、飞控所钱所长、材料所孙所长……还有，把在家的副总师以上人员全部叫来！”
他的声音不大，但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这是紧急会议，所有人必须到场。有请假的，让他们马上销假回来。就说，十号工程有重大突破，事关国家航空工业未来，谁敢缺席，后果自负。”
半小时后，航空工业集团第一会议室。
能容纳五十人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来的都是各厂所在集团的负责人，个个都是东大航空工业的顶梁柱。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混杂着疑惑和期待的气氛，大家低声交谈着，交换着各自得到的信息。
“老杨这是搞什么名堂？大下午的紧急开会，我那边新型发动机的试车正准备开始呢！”西飞的驻集团李总工程师抱怨道，但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
“听说有重大突破，十号工程那边……”沈飞的王总压低声音，“具体不清楚，但看老杨那架势，事情不小。”
“十号工程？”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皱起眉头，“那不是红星厂在搞吗？”
这位老专家姓孙，是材料研究所的前任所长，现已退休返聘，他是航空工业的老资格，参与过歼-7，歼-8的研制。
“孙老，话不能这么说。”成飞的刘总接过话茬，他是了解十号工程进展的。
“红星厂在十号工程的进度上可不慢，他们的实验室和车间，设备水平不比咱们的差，而且年轻人多，有冲劲。”
“冲劲不能当饭吃。”孙老摇摇头，“三代机是系统工程，需要的是积累，是底蕴，就算各个子系统完善，也不代表能使用。”
“这可不是搭积木，拼一拼就好了，M国搞F-15，集中了全国最顶尖的力量，还用了八年时间，咱们一个地方厂，两年多就想出成果？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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