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雪下得安静，像谁把盐粒撒在了玻璃窗上。陆知遥把推荐信放进信封时，钢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墨水没干透，蹭出一小团蓝晕，沾在拇指指腹上。他没擦，把信封封好，贴上邮票，投进楼道尽头的蓝色邮箱。邮筒的锁扣有点松，他推了两下才关上。
信寄出去的第三天，沈霁梧在巴黎第七区的老邮局门口站了四十分钟。他穿的是去年冬天的灰大衣，领子磨得发亮，袖口有两处灰，不知道是烟灰还是灰尘。他没戴手套，手指冻得发红，但没往口袋里插。邮局的玻璃门把手是铜的，转起来有点卡，他试了三次才推开。
柜台后的老太太认得他。她没问，只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牛皮纸信封，和一支老式钢笔。笔帽缺了半截，用透明胶缠着。沈霁梧接过，坐在靠窗的木凳上，没开灯。窗外是十二月的薄阳，照在邮局地板的裂缝里，积着一层灰，像被谁扫过又忘了。
他写得很慢。字是竖着写的，从右到左，像旧式账本。信纸是泛黄的，边角卷了，有水渍，像被雨淋过，又晾干了。他写完，折了三折，放进信封，封口时没用胶水，只用舌尖舔了一下。信封上没写地址，只写了一个名字：陆知遥。
他把信交给柜台时，老太太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在登记簿上划了一笔，盖了个章。章是红的，印得有点歪，像被手抖过。
信寄出的那天，陆知遥正在冰岛的小屋里给孩子们讲树的故事。炉火快灭了，灰堆里还有一块没燃尽的木头，冒着细烟。他没动，等烟散了，才伸手把铁盒从壁炉后拖出来。盒子边角锈得厉害，锁扣得用拇指顶一下才弹开。他数了七封信，按时间排好，没动新的。
他没看信。
他只是把铁盒放回原处，转身去厨房倒了杯水。水杯是白瓷的，杯沿有个小豁口，他每次拿都用食指和拇指捏在豁口对面。水凉了，他没热，一口一口喝完，杯子放回桌上，水痕留在木纹上，像一片没干的云。
沈霁梧的信，三天后才到。
邮差是个年轻男人，穿蓝色制服，帽子歪着，脚上沾着泥。他把信递过来时，陆知遥正蹲在院子里给七棵橡树苗松土。树苗才到膝盖高，土是黑的，混着碎石。他没接信，只抬头看了邮差一眼。
“寄信人呢？”他问。
“没写。”邮差说，“只写了你的名字。”
陆知遥点点头，接过信。信封没贴邮票，背面印着巴黎邮局的旧章，红的，歪的。他没拆，把信塞进大衣内袋，贴着胸口。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卷起地上的枯叶，打在他脚踝上。
他继续松土。
晚上，他没开灯。铁盒摆在木地板上，七封旧信排成一列，新信放在最右边。他盯着它看了很久，手指悬在信封上方，没碰。炉火灭了，屋子里黑得透彻，只有窗外的极光，蓝绿的光，像水一样漫过地板。
他起身，去墙边取下七张照片。照片是彩色的，塑料框边角卷了，胶带泛黄。他一张一张摸过去，指尖停在第七张——陆知遥，七岁，穿灰外套，头发太长，遮住眼睛。照片背面有铅笔写的字：“2014年3月15日，被收养。”
他没看那行字。
他把照片放回去，转身，从壁炉后取出那支钢笔。笔是沈霁梧的，三年前落在他这里，笔帽断了，用胶带缠着。他打开信封，抽出那张纸。
纸是泛黄的，边角有水痕。上面是手写的收养协议，日期是2014年3月15日，陆知遥七岁生日。签名栏，三个字：沈霁梧。
他没动。
他把纸放回信封，没折，没撕，没烧。他只是把信封和铁盒里的七封信，一起放进了抽屉最底层。抽屉的滑轨有点卡，他推了三次才关上。抽屉里还有半瓶止痛药，瓶盖没拧紧，药片在光线下泛着白。
他没吃。
他去厨房，烧了水，泡了茶。茶是陈的，叶子发黑，泡出来颜色淡。他喝了一口，没咽，含在嘴里，等凉了，才吐进水槽。水槽边沿有牙膏渍，干了，像一层灰。
他回屋，坐在木地板上，没开灯。窗外的极光还在，蓝绿的光，照在墙上七张照片上。最大的孩子，十岁，站在门口，没进来，只问：“树……今天冷吗？”
“冷。”陆知遥说。
“它哭了吗？”
“土湿了。”
孩子没说话，站了五秒，转身走了。门没关，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动了铁盒的一角。
第二天清晨，沈霁梧在巴黎的公寓里，把七本手抄诗集放进纸箱。每本扉页都写着同一句话：“我终于敢说，我爱过你。”他没写收件人，只在箱子上贴了张便签：陆知遥。
他锁上门，钥匙留在锁孔里，没拔。
他下楼，走到街角的咖啡馆，点了一杯黑咖啡。杯子是陶的，杯壁厚，烫手。他没喝，只是用手指摩挲杯沿，一圈一圈，像在数什么。
窗外，一个女孩蹲在人行道上，用粉笔画了一棵树。树根很长，伸进下水道口。她画完，站起身，把粉笔放进口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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