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棵橡树苗长到膝盖高那阵，巴黎的雨下得没完没了。沈霁梧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去花园，穿那件灰大衣，袖口磨得发亮，左手无名指上还缠着半截胶布——去年冬天冻裂的口子，没好彻底。
他带一把小木铲，不挖土，只轻轻拨开表层的湿泥，看根须有没有往上爬。树苗的叶子新得发亮，他不敢碰，只用指尖悬在离叶尖三厘米的地方，像怕惊动什么。他每天写日志，用那支笔帽缺了半截的钢笔，字迹越来越淡，像怕惊扰了它们。牛皮纸边角卷了，水渍是昨天的雨，不是泪。
记者拍到他的那天，阳光刚从云缝里漏出来。他蹲在第三棵树旁，手指悬着，没落下去。镜头拉近，一滴水从他下巴掉进土里，砸出一个小坑。照片传开后，评论区炸了：“演给谁看？”“装什么深情？”“基金会的公关套路吧。”
没人提他去年在非洲的事。
基金会的会议在日内瓦一间玻璃会议室里开。窗外是湖，湖面像一块被揉皱的银箔。陆知遥坐在长桌尽头，没穿西装，只套了件深灰毛衣，袖口卷到小臂，露出一道旧疤。他没发言，等所有人说完“慈善形象”“公众信任”“品牌价值”之后，才按了下遥控器。
屏幕亮了。
画面是间昏暗的孤儿院房间，墙皮剥落，灯泡晃着。一个女孩坐在角落，头发乱，眼睛低垂，嘴唇动了几次，没声音。沈霁梧坐在她对面，钢琴是旧的，琴键黄了，有两处缺了漆。他弹的是《不敢说爱的人》，曲子慢，断断续续，像一个人在数心跳。
女孩没动。他弹了三遍。第四遍时，他停了，没说话，只是把琴盖合上，起身，准备走。
女孩突然开口。
“爸爸。”
声音轻得像纸片撕开。镜头没拍她脸，只拍到沈霁梧的背影——他没回头，手扶着门框，指节发白。门框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像是常年靠在那里磨出来的。
视频结束，屏幕黑了。
会议室里没人动。空调嗡嗡响，有人咳嗽了一声，没接下去。左边的董事低头看表，右边的助理把咖啡杯转了三圈，杯沿留下一圈浅浅的唇印。
陆知遥关掉屏幕，没看任何人。
“他不需要被原谅。”他说，“他需要被看见。”
没人应声。有人想开口，又咽了回去。空气里有股咖啡凉了的味道。
他站起来，把遥控器放回桌上。遥控器边角有道裂，是去年在冰岛摔的，没修。他没拿外套，推门出去。走廊尽头的窗开着，风灌进来，吹动了挂在墙上的日历——三月十七，被红笔圈了，旁边画了个小树苗。
他没停，一直走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他进去，按下B1。电梯里贴着一张纸，写着“请勿在电梯内吸烟”，角落有块胶带，是后来贴上去的，边角翘着。
他没看。
地下停车场空荡荡的，只有两辆车。一辆是黑色奔驰，车牌是基金会的；另一辆是旧款丰田，车门上沾着泥，右后轮的胎压报警灯还亮着。沈霁梧靠在车边，没开车，也没走。他穿了件新大衣，深蓝，没扣扣子，风从领口灌进去。
陆知遥走近，停在他三步远的地方。
“你回巴黎了。”他说。
“嗯。”沈霁梧应了，没看他。
“树苗长了。”
“嗯。”
两人站着，风从停车场的通风口吹过来，带着点汽油味和铁锈味。沈霁梧的右手插在口袋里，左手无名指的胶布松了，露出一道结痂的裂口。
陆知遥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没给，只是拿在手里。
“七封信。”他说，“你寄的。”
沈霁梧没动。
“我没回。”陆知遥继续，“但我每天晚上，给七个孩子讲一个故事。关于一棵会走路的树。”
沈霁梧终于抬了下眼，看了他一下，又垂下去。
“树不说话。”陆知遥说，“根记得每一场雨。”
沈霁梧的喉结动了动，没说话。
陆知遥把纸叠了叠，塞进大衣内袋。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你今天来，是想说什么？”他问。
沈霁梧没答。他从大衣内袋掏出一个信封，没写名字，只在封口处贴了片干槐叶，叶脉清晰，边缘发脆。
他把信封递过去。
陆知遥没接。
沈霁梧等了五秒，把信封放在车顶。车顶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去年冬天刮的，没补漆。
他转身，走向出口。脚步很轻，鞋底沾着泥，左脚的鞋跟有点歪，走路时会轻微地响。
陆知遥站着没动，直到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口。
他走过去，拿起那封信。信封很薄，纸是旧的，像从账本上撕下来的。他没拆，只是捏着，站在原地。
停车场的灯忽明忽暗，最后一盏在十米外，闪了两下，灭了。
风从通风口灌进来，卷起地上一张废纸，贴着地面滑了半圈，停在丰田车的前轮边。
那张纸是张收据，印着“巴黎第七区邮局”，日期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三。背面用铅笔写了两个字：等你。
陆知遥把信塞回口袋，转身走向电梯。
电梯门关上时，他听见外面有风铃响了一声，很轻，像谁在远处拨了一下。
他没回头。
电梯下行，灯光一明一暗，照着他袖口的一点灰——不知道是烟灰，还是灰尘。
他低头看了眼，没擦。
电梯到B1，门开。
外面没人。
只有那辆丰田，车顶上，那封信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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