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到李密说出“梵天一梦”后，曹魏在场的名士们在短暂的惊鄂后，全都面色潮红，双眼发亮，犹如集体打了一支鸡血！
从曹魏第三任皇帝曹芳执政初期开始，曹魏的主流思想就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讲求实务的法家思想，以及提倡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都不再占据主流。占据主流的，是玄学思想。
玄学的定义很多，这里不细讲。作为一个政权，当玄学成为国家高层的主流后，由此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最粗鲁直白的说法就是：一群本该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的国家中高层官员，天天上班不谈税收钱粮这一类世俗之事。只谈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文明终极关怀等高大上的哲学问题。至于国家有了问题，具体事务谁去操办呢？下人、贱人，或者说办这些事的人，会自动的被这群“哲学家”视为下人、贱人。
所以李密说出“梵天一梦”后，对于苦苦思索事物本源的曹魏名士们，顿时颇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陶醉感。
一时之间，无数的麈尾挥动，宴会厅里的诸多名士纷纷起身，但是彼此互相对视后，大家还是朝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了拱了拱手，表示了谦让之意。
无他，因为此人姓向名秀字子期，乃是竹林七贤之一。他是在嵇康被司马家诛杀后，被司马昭强迫出仕的。品行无损，名气又大，大家谁敢和他争啊？
“方才令伯梵天一梦，于秀实有猛然断喝之感（佛教此时在中国还未昌盛，醍醐灌顶这个词是没有的），那么敢问令伯，何为本？何为末？何为有，何为无？”
本末有无的问题，是玄学思想主要的几个论题之一。这个问题若是放到现代，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从功利的角度来回答最为简单：重要的是本，不重要的是末。我所掌控的才是有，不能掌控的统统都是无。
但是在这个时代，大家说话的方式讲究的是虚无缥缈，所以不能回答得这么直白。
只见李密微微一笑：“不是末的便是本，不是本的便是末，不是无的便是有，不是有的便是无。”
毫无疑问，这TM全是废话。但这个时代，就是这种废话最吃香！
“妙哉，原来这个问题还可以如此解。我等一直执着于某一字，却不知道可以如此串讲……令伯，秀拜服。”
“那么请问令伯，有与无，孰优孰劣？”起身问话的是任恺，字元褒。青州人。在政治上，此人是贾充的政敌。在学术思想上，此人的思想与竹林七贤接近：贵无。
所谓无，当然是相对于有而来。什么是有，其实是指名教。什么是无，就是尊崇自然。贵无，当然是相对于有来说，以无为尊。这符合道家道法自然的宗旨。但是这种思想有很危险的苗头——过度的贵无，会导致人们越来越不把现实当回事，长久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个普通人，无非是个精神病。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普遍尊崇这样的思想，这个国家要么快速亡国（西晋），要么扯淡（东晋）。
“呵呵呵”李密对着任恺道：“因我益州接近身毒，所以当地高人的言论偶有接触。曾有一高人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然，更有高人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你们这些所谓的“追求自然派”全TM都弱爆了，你们居然嘴里说“自然”，那就还是落到了“有”的下乘。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不存在的，连自然都不存在，那就是彻底的“无！”
李密说的这两首偈语，当然来自穿越者。穿越者借鉴的，当然是来自于唐代高僧惠能。
汉末三国时代，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上百年了。但这个时代的佛教，还在缓慢的适应中国的国情：比如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情节，就是佛教本身的教义所没有的。因此，此时的佛教在中国还没有多大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兴盛，要到了五胡乱华时期，一方面他适应了中国的国情，自我做出了调节和改变。另一方面吸收了魏晋玄学的辩证精华，使得自身更有逻辑性（逼格再次提升）。同时由于那个年代惨烈的战乱，使得普通百姓急需精神信仰。各国统治者也需要佛教来稳定统治因此大力推广……如此种种，才使得佛教在中国走向兴旺。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个意思：李密借助穿越者的优势，拿着玄学发展到顶峰的东西，来吊打玄学初兴时代的这群傻鸟！这群所谓的名士们，不跪了才怪！
果然，在李密说出这两句偈语后，不光是任恺，在场的所有名士们，全都激动得不可自抑。更有不少年轻一点的名士，纷纷起身对着李密鞠躬：“听令伯一席言，获益终身。请李师受我等一拜！”
“呵呵呵，不敢当。诸位，李密也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先达者为师，李师不必过谦，还请李师再为我等解惑。敢问李师，若是菩提非树，明镜非台，那这一颗心当是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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