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素质教育配套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应试教育逐渐盛行”[29]，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素质教育，九十年代开始进入政府文件，现在已经升级到“核心素养”的阶段。由于对“素质”没有合适的测量手段，素质教育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文件中，直到现在，我们还只能空喊“减负”而无良策。其实，素质之高低，无法具体打分，但是可以比较，赋名次分。素质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有其数量，这个数量在理论上是可以测量的。理论上可测量，实际上无手段，这是我们的难题，但我们有责任“完善测量评价体系”[30]。现在，以通过比较，赋名次分是我们的一个办法。现在要比两个孩子的身高，最好的办法是精确测量比数据，假如我们手中没有尺子之类的可精确测量长度的工具，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两个孩子直接比一比，这种办法比没有任何办法要好一点，我们要迈出测量素质的第一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论一下“素质的层次”。我们认为：素质的底层是学科能力，中层是综合素质，顶层是核心素养。层次论意味着较高层次是较低层次的升华，包含较低层次的特性，并具有超越性。层次是渐进的，第一层次的能力并没有在第二层次的素质中消失，第二层又浓缩成精华包含在第三层中。最顶层的核心素养是最高的能力和素质，包括了所有的层次，也超越了所有的层次。类似曹冲称象称石头，我们可以测量素质素养测学科能力。称石头是因为无工具直接称象，测学科能力因为无客观合理评价素质素养的准绳。与称象不同的是，如我们把学科能力比作金矿石，则素质是对金矿石的提炼，而素养是高纯度的黄金。石头重等于象重，学科能力之比等于素质素养之比。称象所称量的石头是所有的石头，一块都不能落下；测素质素养所测的学科能力也需要所有学科的能力，一科都不能少。学科能力也不能精确测量时，可用顺序名次分，给各学科能力通过比较赋分，然后综合分析，可比较素质素养之高低。由上可知，顺序名次分是与素质教育可相配套使用的赋分方式，当然，有更精确的办法最好。
结语
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新教育公平引论》等文章的发表，说明：“我国教育公平的评估域转向侧重‘人’的全面发展”[31]，《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面世，表明中国素质教育进入了追求“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的“核心素养”时代[32]；十九大“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更是唱响了教育前进的最强音。我们的“洋赋分”却水土不服，把物理这个理科的天之骄子首先变成了保障户，即不能保障学科以及学科所代表的人的兴趣与特长的平等，又难以保证学科质量的提升和人的潜能的开发，却使博弈有大机可乘。不识货、货比货，老婆婆算账等圪节节的“土办法”是否可以解决问题?还是“保障等级分”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更符合时代要求？音乐、美术、体育健康、通用技术、综合实践等一些科目要不要水平测试或进一步加强？这些科目要不要加入高考自选科目序列？怎样改革，才能让考试的指挥棒握在素质教育的手里？怎样考核，怎样比较，怎样赋分？这一系列问题是“教育问题”还是“教育中的问题”[33]？都等着我们回答解决，我们应“把复杂问简单化”，“简单是一种美。”[34]现在，是时候来回答“物理尴尬何时休”这个问题了。学科失衡是由“赋分制”所引起，而我们却来个“保障机制”，就像患者因缺钙双腿发软，家长给他一个轮椅并交待走不动就用这个代步我推你，这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这只能算是救急的方法。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治病要对症，我们应该首先考虑补“赋分制”的钙，而不是用一个错误去弥补另一个错误。什么时候赋分合理了，什么时候物理就不尴尬了。现在我们看看近邻韩国高考的经验：2007年，“韩国各界呼吁改革高考等级制”[35]，呼吁的结果是：从2008年起，韩参照美、日“实行了大学入学审查官制度”[36]。韩国定期高考“大学修学能力考试”的等级赋分是“九等”，再加上随时招生的“审查官制度”，极易让人联想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品评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和选才用才的“九品官人法”，不知道韩国高考是怎么防止腐败、保障公平和保证质量的？不是我们对韩国人不信任，而是我们对人性不自信。品评人才的“九品中正制”，深受其制约的左思认为它的作用就是使“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历史证明，“科举至公”[37]。千年科举排名次，唯以程文定去留，排名次的科举考试“是注重公平与公正的考试制度”[38]。科举制的创立“是时代使然”[39]，千年以来“深刻地影响过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人生际遇和生活态度”[40]，是中国考试文化最深层、最精华的遗产。等级赋分，再加上高校的自主招生；不如用顺序名次分更简单明了，让人更放心。“每个人都具有均等的机会接受符合其能力发展的教育权利”[41]，我们“要有一个合理尺度和相对公平的思路”[42]，“保障等级分”可以确保让人觉得公平、平等。“平等的目标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成长和发展环境”[43]而不是制造制度性的不平等。我们要充分估量中国的考试文化在人民大众集体潜意识中的地位，充分考虑“新高考被功利对待的制度原因”[44]和现实原因，就是说我们用“洋高考”要看中的国情，我们的做法要“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教育公平的满意度、获得感”[45]，高考的赋分方式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标准分在中国的使用情况，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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