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高校招生模式最终定型为统一考试招生，这里有这种高度统一的选拔模式和我国统一的国家管理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因素，有1300余年科举统一考试形式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理里积淀的因素，有文化基因文化惯性的因素，也有统一招生设计简明、操作简便、高效快捷的操作管理因素。
经济因素对高考招生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高校招生的科目设置、专业设置和人数安排与经济建设的需要密切相关；定向招生和委托培养招生模式的出现与经济建设的需求有关；以国家投入和个人缴纳学费为主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体制的确立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此外产业结构转型迫切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激增，这是对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也是对高考突出创新素质考核的强大推动力。
与古代察举、科举沿革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因素不同，教育因素成为恢复高考后驱动高考改革的主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高考一方面承担为国家建设选拔后备干部（学生毕业后即成为国家干部）的责任，一方面是为高等教育选拔新生的制度，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高考既是政治行为也是教育行为。恢复高考后随着收费入学的实施和就业制度的改革，随着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施，高考的教育属性越来越突出。因此在一系列改革中，更强调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扭转应试教育倾向，更强调尊重教育自身规律，教育因素成为高考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有利于推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成为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扩大高校的选择权、发挥中学在评价中的作用、在统一招生外开辟多元选拔途径等改革举措，都是为了调谐考试规律和教学规律的关系，使高考为全面发展、为素质教育服务。
但高考终归不只是一种教育行为，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对考试和教育的关系、对应试教育的成因、对素质教育的实施条件的深入研究表明，考试和应试教育的关系非常复杂。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由科举制度所强化的考试公平理念的积淀，使社会公众对高考公平的诉求非常强烈。建国以后包括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高考试图改变单一统考招生形式，朝着综合评价、全面发展的方向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什么会中止、取消，就是因为受到了公众对这些改革举措能否保证公平公正的担心的影响；与此同时，面对日益强烈的国际竞争，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单一统考对青年学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对创新能力的压抑，越来越为有识之士和决策层所意识，“钱学森之问”进一步强化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因此，突破教育的范围，深入文化的内核—价值观、思维方式层面来认识高考制度、驱动高考改革，成为新世纪高考改革的重要特征。
技术因素在高考改革中的作用呈现从后台慢慢走到前台的趋势：光电阅读器的使用促成了客观题的大量使用；网上阅卷提升了主观题评阅的准确性；计算机网络远程录取系统的使用，既大幅度节约了招生工作的成本，也有利于排除主观因素对招生工作的干扰；高考远程监控系统、高校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技术的普遍使用，有效保证了大规模考试和小范围面试的公正公平。这些因素对高考改革的作用往往是隐性的，同时也是巨大的。不远的将来，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将推动网络考试形式的采用，从而使自适应考试、多次考试、学校和学生一对一的考试等成为现实，进而对评价选拔方式和制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二、聚焦公平与效益探究驱动与制约评价选拔制度改革的因素
在分析驱动、制约评价选拔制度演进、改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存在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国家制度，贯穿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神奇力量，或者说一对关系范畴，这就是公平与效益（效率）。
（一）公平和效益（效率）、信度与效度的概念
1.公平和效益（效率）的概念
就独立使用的概念而言，公平的概念古已有之；效益、效率作为经济学、管理学的术语使用，则为时较晚；而把公平（平等）与效益（效率）作为一对范畴来对举使用更晚。但是，公平（平等）与效益（效率）在实质上所反映的是一种既相互对立、矛盾、制约又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则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特别是社会决策者、管理者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一方面，它是决定人类社会运行方向的普遍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另一方面它在实际上形成了哲学上的范畴，超越社会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贯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是考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思想坐标，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人类社会在进行制度设计和行动决策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公平与效益（效率）的坐标的制约，形成钟摆现象。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喜欢即将消逝的乡村请大家收藏：(m.x33yq.org)即将消逝的乡村33言情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