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效益”、“扩展效益”、“溢出效益”和前文所述“操作效益”、“质量效益”、“制度效益”的关系如图。
（二）从公平和“直接效益”、“扩展效益”、“溢出效益”的多维度探究驱动和制约评价选拔制度改革的复杂因素
1.从察举转为科举，评价信度、程序公平是决定性因素
（1）察举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效度和效益，但其对评价信度、程序公平的难以保证最终影响其效度。察举既有平时的考察，又有专门的考试，是很完备的综合评价制度，从理论上说在效度上很占优势。但是由于先举后考，推荐决定了一个社会成员是否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在推荐的过程中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干扰。在察举实行前期，推荐者大多能出以公心，因此效度较高，同时也不影响公平。到了后期，由于地方官员的考察水平的欠缺和主观上的“私心”“偏心”，所推荐的不是最优秀的，而且被推荐者往往把对制度的感激之情投射在地方官员身上，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后更容易因此而形成利益集团，最终影响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治理能力。因此其信度容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而趋低甚至很低，从而最终影响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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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举考试对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贡献无与伦比。科举考试对公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科举的“只试不荐”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机会均等、起点公平。理论上，察举和科举都可以体现起点公平、机会均等。但是由于察举是“先举后试”，士人不管多优秀如果未获推荐，就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如果举荐者出以私心，所举非才，就严重损害了机会均等。而科举参加考试的门槛很低，除了极少数特殊人员，绝大部分社会人员都有参加考试的权利和机会，真正体现了机会均等的理念。（2）科举考试把评价信度和程序公平推到极至。从汉代察举的综合评价转型为隋唐明清科举的统考(分数)评价，最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客观、最刚性、最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有效地排除了犯规舞弊等主观因素对评价的干扰，把评价选拔的信度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2.科举得以长期实施，除了公平性上的优点，扩展效益高是主要原因；科举最终被废，则是溢出效益上出了大问题
科举考试在公平维度上的优点是显而易见、人所共知的，科举考试的效益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为此专门把效益区分为直接效益、扩展效益、溢出效益来进行深入分析。
（1）科举考试的直接效益差强人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学习过程中的能力迁移规律有利于克服统考的片面评价缺陷，及第者的凤毛麟角保证了进士的总体素质。
科举考试考核结果侧重于某一方面，是一种片面的考核，难以反映应试者的综合素质，因此其直接效度差强人意，是统治阶层不得已而采取的评价选拔方式，是“最不坏”同时也是有点“无奈”的选择。明代朱元璋的停罢科举是最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在登基伊始就开科取士，但他很快就失望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并不符合他的要求：“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甚非所以称朕意也。其暂罢天下科举。”⑤由此停止科举制度，转而借用汉代察举制度，用荐举代替。但是施行若干年后发现荐举的弊端更多、更严重，因此9年后又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可见科举是他不得已而采取的“最不坏的”制度。
对科举考试的直接效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讨论：①学习和能力、素质的迁移规律保证了及第进士的较优（不是最优）素质。人的学习过程是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养成的过程。学习迁移是普遍规律，人的不同能力之间存在迁移的可能性。科举考试在内容上以经学为主（特别是明清时期），在形式上是书面考试。其测试的能力特质，除了记忆、理解外，也有分析概括能力。有的试题的解答要得到高分，除了阐述圣贤的既有观点外，也要联系生活实际，要对治国理政的方略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通过考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举子的生活阅历、政治主张等等。对问题进行分析概括，并联系实际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得到增进。这样的能力具有可迁移性，可以应用于所有的工作和生活场景。②单一的闭卷笔试形式不能保证及第举子是综合素质最优的，但是因为及第进士数量稀少，属于精英选拔，总体上能符合要求。分析举子的素质结构，至少有三种类型：一类是综合素质全面型，既有较强的理论学习能力，也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含管理能力，下同）；第二类是强于理论学习能力而弱于实践能力；第三类强于实践能力而弱于理论学习能力。笔试考核选拔了前两类，而淘汰了第三类。相对于国家管理的某些岗位，第三类中完全有可能比第二类更适合的。但是由于第二类中的大部分已经能胜任国家管理的岗位，因此对第三类的“无奈”淘汰不足以影响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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