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考虑的控制变量有：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城镇级别(直辖市、省会城市、其他市镇)、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年限以及年收入的自然对数。除了这些基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之外，本文还控制了个体纵向的自我参照(期望)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CGSS2006中问及与三年前相比，个体在收入状况、资产、职位、工作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这五个方面有何变化。相应的选项编码为1=提升(改善)；2=不变；3=下降。
(三)分析方法
鉴于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收入公平感是二分虚拟变量，本文采用逻辑斯蒂(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分析以检验假设1。为方便起见，本文把有关假设1的研究发现称为基本模式。然后，本研究将通过线性回归和级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是否会因职业声望高低的不同而有变化，以此检验假设2。最后，将样本分别按性别、城镇级别、收入水平分组，对每一子样本运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假设1.1、假设1.2和假设1.3。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广义线性模型，逻辑斯蒂回归的系数在各嵌套模型以及不同的子样本之间，并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本文在分析中所关注的是每个模型的系数，而非不同模型间系数的差异。
五、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由表1可知，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比例并非完全对应，其中，主观阶层地位低于职业声望者超过27%。需要说明的是，主观阶层地位和职业声望的分布比例略显不同，这与变量的操作化有关。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相对的主观阶层地位，因此这种分布的差异应当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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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是连续型变量的标准差。
(二)一般模式
表2报告了对收入公平感的逻辑斯蒂回归的分析结果。其中，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收入这一重要变量，以检验新制度主义解释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解释之间是否具有互斥性。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量χ2值，在相应的自由度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着性，表明这两个模型对数据都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由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多层次分组抽样，因此线性模型有可能存在异方差性，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文报告了稳健标准误(White，1980)。
表2：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对收入公平感的影响(N=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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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显着性水平：*p0.05，**p0.01，***p0.001；
2.变量后的括号中为参照组；
3.系数后的括号中是稳健标准误。
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地区、城镇级别、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变量情况下，“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的两个虚拟变量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着性：与主观阶层地位低于职业声望者相比，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相一致者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几率会提高160%(e0.47-1)，而主观阶层地位高于职业声望者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几率则会提高280%(e1.03-1)。这些发现表明，与主观阶层地位等于或高于职业声望者相比，主观阶层地位低于职业声望者的确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假设1由此得到了初步支持。
模型2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在控制个人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对收入公平感的影响依然具有高度的统计显着性；因而，假设1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模型2也表明，无论是收入还是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变量，在相互控制的情形下，其效应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着性。这表明，关于收入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解释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解释并不具有互斥性。关于这一点，下文会进一步讨论。
(三)进一步解释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的确对个体的收入公平感具有显着的影响。那么，这一基本模式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这一现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与职业声望之间的关系。在图1中，横轴代表不同的职业声望，纵轴代表不同职业声望组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的平均值。虽然就个体而言，主观阶层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是一个三分类变量，但这一变量在不同职业声望组的平均值的取值范围则可能是-1到1之间的任何值。图1展示了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的散点图。可以看到，相对于高职业声望者，低职业声望者的主观阶层地位更有可能高于其职业声望；相反，高职业声望者的主观阶层地位则更有可能低于职业声望。图1所示的OLS回归线的斜率为负(-0.03)，说明职业声望越高，人们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阶层地位未达到社会所评价的职业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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